所谓海盗，是指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活动(尤其是渔业生产)、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的暴力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勒赎收取保险费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海上武装集团。历史研究者对海盗问题的关注，是近年社会史研究兴起的一个方面。清朝中叶，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在国内的有关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但广东方面的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盗的活动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发微探幽，试作论述。
一、乾隆年间广东小股海盗活动的一般情形
乾隆末年以前，广东海盗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与当时广东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条件是相吻合的。广东一地，位处边疆，海疆辽阔，岛屿众多，沿海破产失业的渔民、水手下海为匪，历有年所。从海盗角度来说，水道纵横交错、可以自由往来的海岸线，以及近海地区大大小小的岛屿所能提供的栖息藏身之所，乃是最理想的地理环境。正如陈伦炯所说：“岛屿不可胜数。处处可以樵汲，在在可以湾泊。粤之贼艘,不但艚艉海舶，此处可以伺劫，而内河桨船櫓船渔舟,皆可出海,群聚剽掠。粤海之藏污纳垢者，莫此为盛”[1].珠江口外的香港、大屿山、老万山，雷州半岛东西洋面的田洲岛、涠洲岛，都是著名的海盗巢『穴』。
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海上贸易的兴旺往往伴随着海盗活动的猖獗。乾隆二十二年(1757)后,清朝对外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广东海上运输相对自由。另外，由于清『政府』除军械、硝磺外。还将大米、铁器等物都列入禁止贸易的名单内，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对铁的需要、广东等地对越南大米的需要都十分迫切,这种经济上的需求刺激丁走私贸易的兴起[2]。贸易兴旺、便于骑劫的航路对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上而富有冒险精神的渔民、蛋民、水手来说是十分诱人的。乾隆中叶以后，广东的小股海盗呈现出越来越活跃的趋势。沈德潜在《防海》一文中说：“迩年以来,小寇亦尝窃发，往来商船,时闻劫夺”[3]。每年自春至秋，“皆盗艘劫掠之时”。从乾隆中叶到末年，广东海盗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匪股规模不大，一般以越南为基地，旋起旋灭，对清朝统治不构成大的威胁。雍正时期的蓝鼎元谈到的粤东海盗“踏斗”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广东海盗小打小闹的情况相仿佛,他说：“原贼之起，其初甚微,止一二人，密约三五人潜至港口，窥伺小艇附岸，径跃登舟，『露』刃胁人，驾出外港。遇有略大之渔船,则诈称买鱼，又跃而上。再集匪类至十余人,便敢公然行劫,此粤东所谓踏斗者也。出遇商船，则『乱』流以截之……日久日多，遂分为一二船，势渐以大”[4]。如乾隆五十五年正月，温亚常先后在越南纠约伙众到内地洋面行劫。从二月至五月,在海上行劫数次，劫得鲜鱼、衣服、酒、米等物,又有苏廷球等“被掳入伙”。六月回越南短期休整，不久又纠同出掠。后来，温亚常、蛋家二船在崖州老虎头山洋面遭遇“参将钱邦彦巡船，疑系商船，扰近图劫，官兵施放枪炮，将盗伙黄亚六、李廷彩击毙”，盗船逃逸，官船追击，在伽罗州洋面,官船被礁石撞破搁浅，“适大辫三、何起文二船驶至接应”,众海盗将钱邦彦等官兵杀死[5]。朝廷闻报后，谕令粤督福康安“严缉洋匪”[6]。福康安不敢懈怠,迅即调派兵力搜剿，温亚常、蛋家二等匪目匪伙纷纷落网[7]。
从上述匪殴的活动中，可以看出，该股规模不大，属临时纠约；虽以越南为基地开展活动，但还未被西山军利用,官府还有能力控制事态的发展。对此，乾隆帝不无得意地说：“广东海疆现无紧要事件，其海洋盗匪,节经福康安搜拿整顿,渐已敛迹”[8]。但是，清朝中衰的机芽已『露』，“今洋面之盗……无非以闽广及各海滨失业无赖之徒，或托捕鱼，或称水手，或隐为耳目，在岸侦探，地方不察,遂至成群聚党。旁午各出，是目前游民处之无道，即新盗耳”[9]。旧盗并未“敛迹”，而“新盗”迭出,加上越南方面的因素,万里海疆很快陷入了一种浑沌不清的局面。
二、广东海盗崛起的契机
有位美国学者认为：“刺激中国海盗活动转型的因素是越南西山起义。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海盗开始应募加入西山海军，作为回报，他们被授予各种官阶头衔……原本属于临时生计的海盗活动变成了一种全天候行当，为贫穷的广东入提供了不断向上攀升的机遇”[10]。确实,越南西山政权的庇护是乾嘉之交广东海盗崛起的契机。18世纪70年代，越南(当时称安南)黎朝衰微，以阮文惠兄弟为首的西山农民起义爆发,“建西山旗号，使其党分行扰掠，百姓为之『骚』动”[11]。乾隆帝命两广总督孙士毅等率军干涉，遭到惨败[12]。阮文惠立国后(清廷准其改名为阮光平)，向清廷上书邀封，乾隆帝颁布上谕称：“朕顺天而行，有废有兴，悉归大公至正……用是特颁恩纶，封尔为安南国王”[13]。
但是,西山政权的建立,并没有带来越南国内的稳定,相反，南方的阮福映在法国人支持下,与西山军展开了十几年的战争。“光平父子,以连年战争，国用缺乏之故，乃奖励海贼,四出剽掠，遂酿成嘉庆朝海疆之巨患”[14]。对此，时入指出：“阮光平父子篡立,兵革不息，国内空虚，招致亡命,崇其官爵，资以兵船，使其劫掠我商渔,以充兵饷，名曰采办,实为粤东海寇之始”[15]。从当时大量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中国海盗与越南西山政权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特点。
(一)西山政权引诱、胁迫居住或流落至越南的中国民人投入西山军,纵使为匪。如著名盗首莫官抉、梁文庚、樊文才均为广东遂溪等县民人，“被盗掳捉入伙”，后又受陈添保引诱，投往安南,“受封伪职”。即便是当上西山军”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的陈添保,也是被『逼』上梁山的。陈原是新会县蛋民，捕鱼为生，遭风流落越南，“被夷官阮光平把小的同家口一井掳去，『逼』令在船上做舵工”，后困打仗“著有功劳”，得以迅速攀升[16]。
(二)西山军对中国海盗封以官爵，授以印记，令其招兵买马，扩张势力。魏源在《圣武记》中说，阮文惠立国后,“师老财匮，乃招濒海亡命，资以兵船，诱以官爵，令劫内洋商舶以济兵饷，夏至秋归，踪迹飘忽，大为患粤地”[17]。当时广东方面盗首受封官爵情况如下：
陈添保?？总兵、保德侯，善艚道总督、保才侯,统善艚道各支大总督：莫官扶？？艚长、总兵、东海王；梁文庚？？千总、总兵；樊文才？？指挥、总兵；冯联贵？？都督；郑七？？艚长、总兵、大司马；郑维丰(郑七之子)？？金玉侯；乌石二？？宁海副将军、清海大将军；梁保？？总兵；梁贵兴？？合德侯；郑流唐？？都督；谭阿招？？平波王。
实际上,以上只是受封盗首的一部分。他们受封后,一则招集人船,出海劫掠，壮大势力，一则受“粤南大老板”(即阮光平)调度，参加与南方阮福映之旬的战争[18]。
(三)中国海盗从西山军那里学到了高超的军事指挥技术和组织方法。早些时候的匪股只是“一人领一股”基础上的临时举措，到嘉庆初年,一些著名盗首如陈添保、莫官扶、郑七等开始控制力量较小的“头目”或“老板”，后者再纠集人船成股。海盗还在西山军中获得了与敌正面抗衡的作战经验,具备了一定的纪律。懂得了怎样在海上使用武器和建立据点。
(四)西山军向海盗提供的武器十分精良。这些装备使海盗作战能力加强，后来海盗失去越南巢『穴』,他们依靠这些装备，在与清军水师的对阵中占据有利地位。如嘉庆十二年十月两广总督吴熊光奏：“舟师夺获盗船十只内，起获五千斤大炮二位、二千斤大炮一位、一千斤至一二百斤铁炮五十余位，并火『药』三干余斤……”。嘉庆帝感到十分惊讶且不可思议：“起获炮械、火『药』如此之多，则其余各船以此类推,更不可胜计”[19]。两个月后，吴熊光奏复：“前次钱梦虎追捕匪船,起获五千斤大炮，……(据匪犯周大、石二供)系盗首乌石二等从前在安南得来”[20]。
(五)西山军向海盗提供避风港，江坪、顺化、归仁、河内等地都是著名的海盗巢『穴』。江坪位于越南安广省万宁州一条狭窄的水道旁，由于远离中越两国的行政中心，很久以来，这里就是中国海盗活动的天堂[21]。如盗犯黄亚五供称：“平日在江坪与吴亚二们抢窃为匪”,吴亚二供称：“向与林亚胜，李泰兴、黄亚五在江坪地方佣工,因无人雇请。彼此伙同抢劫，得赃分用”[22]。清方官员对江坪等地的“盗窟”作用十分清楚。但又鞭长莫及,无能为力。
西山政权不仅利用中国海盗,甚至直接指使西山军到中国沿海劫掠。嘉庆二年，粤省地方官员在审讯盗犯罗亚三时得知,“安南乌艚有总兵十二入,船一百余号。并据起获印记，是此项乌艚艇匪，皆得受该国王封号，”对此，清『政府』不得不作出反应：以后“遇有外洋驶入夷匪，无论安南何官，即行严办”[23]。同时命水师加紧巡缉。最终改变海盗命运的不是清方政策,而是西山军军事上的失利。1802年上半年，西山军在与阮福映的战斗中连连失利，尤其是在洞海保卫战中，西山军惨败(当时郑七匪股约有40艘帆船被征派保护该港口)。阮福映于7月攻入河内，俘获光缵皇帝[24]。控制越南局势达30年的西山军最终失败。阮福映得国,“新受封，守朝廷约束，尽逐国内『奸』匪，由是艇贼无所巢『穴』”[25]。当年,阮福映将前一年俘获的莫官扶、梁文庚、樊文才缚献清廷。在一次剿捕中国海盗的战斗中，海盗巨魁郑七被俘杀，海盗老巢江坪也遭到彻底清剿[26]。
海盗的命运与西山政权的盛衰息息相关。西山败灭后，中国海盗将何去何从呢?
三、“立合约”与广东海盗的联合
西山政权庇护下的海盗活动吸引了广东沿海大批的“穷渔贫蛋”，大帮大股的海盗迅速出现，即使西山政权的败亡也未能导致其活动的终结。从理论上讲,已经组织起来、走上反社会道路的海盗(包括陆地上的土匪、会党、教门)是很难回归他们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西山政权的败亡,如同它的兴起一样,成为中国海盗活动演变的重要转折点。由于失去越南巢『穴』，海盗们只能返回中国。在嘉庆七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海盗们发现自己遇到了两大麻烦,一是要在失去退路的情况下直接与清军水师对敌,二是由于主要海盗首领的丧失,各大小匪股群龙无首，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海盗各股之间经常发生混战[27]。从当时的一些零散记载来看，单在广东就有十几位盗首互争雄长。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海盗的发展。
但是。到嘉庆十年(1805)六月，广东海盗在“立合约”的基础上实现了大联合。该“合约”由当时有实力的盗首郑文显、麦有金、吴智清、李相清、郑流唐、郭学宪、梁宝等7人联合订立。据“合约”宣称：“为会同众议，为肃公令事。窃闻令不严不足以儆众，弊不革不足以通商。今我等台众出单……凡我各支快艇,良恶不齐，妍强各异。苟非约束有方，势必抗行弗颐。兹议后开款条，各宜遵守……倘有恃强小恤、抗行例约者。合众究办”。并开列八条款项，主要内容如下：1.通海大小船只，编为天、地、玄、黄、宇、宙、洪七支，“各支将行网、花名登簿列号”；2.不得假冒别支旗号；3.不得阻截有单之船；4.“打货船”时,所有船艇货物，先到先得，不许“恃强冒占”；5.凡”牵取有单之船”者,出面阻止者奖，“坐视不首者，以串同论罪”；6.不得私自驶往各港口、海面劫掠；7.不许陷害前来买卖的客商；8.统一“齐集会议”、下达命令的信号[28]。该“合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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