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叶，清王朝的“鼎盛”时期已接近尾声。满汉大地主阶级及其官僚统治机构日益腐朽。土地兼并激烈，赋役苛重，失业农民流离失所，“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超乎寻常的加剧”。阶级矛盾更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哪里有剥削、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群众『性』的抗租、抗粮、抗差等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遍及全国，斗争锋芒针对地方官府，威胁封建秩序，是农民革命运动开始逐步走向高『潮』的前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水教王伦在山东起义，四十六年、四十八年甘肃连续发生苏四十三和田五起义，五十一年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六十年湖南、贵州苗民起义，嘉庆元年(1796年)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涉及地域之广，在清代仅次于太平天国革命，成为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长期以来，刘之协被认为是这次大起义的领袖，各种史料和著述中多突出他的地位和作用，如“自白莲教贼总教首刘之协……谋逆湖北襄阳……”；“群丑皆该犯(刘之协)一人勾煽”；“白莲教匪首逆刘之协，令其党于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州县，往来煽『惑』，传教作『乱』”；“数省之贼皆刘之协所传布，其招呼纠结，先后并发，亦刘逆诡计也”，等等。近人的论著、辞书和教科书中，也大体沿袭了清代这些史料中的说法。有的作者还将川楚陕农民起义军称为“混元教军”，以表明这次大起义是由刘之协参加的白莲教支派混元教所发动和领导。
最近查阅部分清代档案及其他资料，作初步探索，发现刘之协的经历与上述论断并不相符，史实颇有出入。现简述我们的意见，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一、刘之协在大起义前有哪些活动
刘之协参加的白莲教支派混元教的初期活动情况如下：
乾隆三十九年初，河南鹿邑人樊明德(“务农度日，兼习医道”，年龄不详)在家乡创立混元教，烧香念经，传教收徒，迅速传播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颍州等府。乾隆四十年，地方官府逮捕樊明德等九十余人，搜出《混元点化经》等抄经，内载“有一日，换乾坤，换世界”，“末结(劫)年”，“刀兵现”，“丙午年，防备底下反『乱』年”等语句。清乾隆帝认为：“抄经内有……等悖妄字样，与山东逆匪王伦等编造『惑』众之语相同，非寻常邪教可比。著……将此案要犯……从重问拟，实力穷究，务绝根株”。混元教创立不久，就遭到清朝严厉镇压，樊明德等十三人判处死刑，发边远为奴、充军者二十余人，判处枷杖徒刑的数十人。
在这次镇压中，樊明德的重要弟子，鹿邑县人王怀玉(年龄、职业不详)幸免于难。他和他的儿子王法僧(王发生)及孙子王双喜(一个叫刘成儿的所假冒)，在其后的四十年中，相继成为混元教徒们精神上的领袖。
充军者中有王怀玉的弟子刘松。刘松，鹿邑人，充军到甘肃省隆德县时已六十岁，职业及家庭情况不明。他后来在拟订并实施复兴混元教的计划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乾隆五十三年后，混元教改名三阳教。本文除个别地方外，仍按习惯说法，称为混元教。
收元教的支派三益教，在乾隆五十四年后，一度与混元教密切合作。三益教的创立者是姚应彩。他的再传弟子湖北襄阳人宋之清(年龄不详，经商)曾加入混元教，后又自立西天大乘教。宋之清的重要弟子是齐林。齐林的妻子即王聪儿，姚之富则是他的弟子。宋之清等及收元教另一支派的教首王应琥等，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的发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由于三益教、西天大乘教是收元教的支派，而且在湖北、四川一带与它同时活动的还有以王应琥为首的一支收元教，所以本文除个别处使用三益教这一名称外，都写作收元教。
乾隆四十二年后，幸存的混元教教徒分别进行复教活动，以逃亡在外的王怀玉的名义相号召。到乾隆四十七年又被清朝镇压，教徒多人被捕处刑。此后混元教实际上处于半瘫痪状态。
据已查到的史料，仅知刘之协(刘知协)是安徽省太和县原香集人，生于乾隆五年(1740年)“一向做棉花买卖”，“系花布生理之人”，“曾在樊城贸易，时常往来”。他“常年在外游『荡』”，从事发展混元教组织等等活动，经商可能是为秘密活动作掩护。乾隆五十九年清统治者搜查他的家庭时，“查无经卷，图咒、资财及不法字迹”，说明他已随时作好遭到统治者的突然袭击的准备，是个职业的秘密宗教活动者。同年他从太和去扶沟，“因无盘费……卖粮食办钱”，可见经济并不富裕；不过他仍有一妻一妾，说明家道小康。刘之协能够『吟』诗，看来粗通文字。
刘之协的师傅是谁，至今因史料牴牾，未能查明。据刘之协本人说，他是太和县人李伯禄的徒弟，而有的材料却说刘之协是李伯禄的师傅，刘之协的家属也是这种说法；有的人说刘之协的师傅是王怀玉；刘松则说“从前曾收……刘之协为徒”。’
刘之协“习教多年”，很有可能是樊明德时期的教徒，当时和王怀玉或刘松已有所接触，否则．他在日后是很难参与混元教的机密的。混元教内辈分在他之上的，已知有王怀玉、刘松、刘楞，与他不相上下的，估计不在少数。
从乾隆五十九年刘松在隆德被捕后的供词中，可以知道刘之协等人秘密活动的梗概：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刘之协到甘肃隆德与刘松密谋恢复混元教。因“混元教破案已久，人多不信，必须另立教名，遂商同刘松，改为三阳教，并将旧教内《混元点化经》改为《三阳了道经》，灵文改为口诀”，并“欲觅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伪称明朝嫡派，将来必然大贵”，以便“动众”。“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保辅牛八。推称刘松为老教主”。第二年，刘之协在湖北襄阳“收林、伍公美、王学陇为徒，从此互相传播，徒党日众”。此后三年中，刘、宋等人将所收教徒的部分打丹(将姓名、籍贯写在黄纸，向空焚化，名为打丹，又名升丹)银二千两陆续送交刘松。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因传徒日多，不肯将敛得银钱与刘之协、刘松分用”，并以“刘之协从未将牛八与其看过，斥为虚词哄骗”，借口“刘四儿不像弥勒佛”，于是“自立一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为真弥勒佛转世，并以李三瞎子之子名叫卯金刀，小名又叫卯儿，将来必定大贵。
刘之协派教徒刘起荣携带白银二百两到河南舞阳县北舞渡交给同教阮朋龄，被差役发现拘留。舞阳县审讯时，便问刘起荣所带银两是否系扶沟窃赃。刘起荣认作偷窃，被押解到扶沟，又供认是刘之协托带的办货银两。于是提刘之协对质。刘之协到扶沟后，散居在旅店内候审，十月，河南登封县一带查拿白莲教风声很紧，立即逃跑，不知去向。
一时间，逮捕“钦犯”刘之协成了头等大事。因搜捕刘之协和查拿教徒，官吏虐民，是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线之一。当时“大张告示”等等措施，使刘之协的名字各地皆知。清代后人根据记录和传说，夸大刘之协对大起义的作用，就从这时开始。
二、混元教教主是谁
混元教的创建者樊明德牺牲后，他的弟子王怀玉逐渐成为这个组织名义上的领袖。王怀玉在樊明德弟子中收徒最多，很受樊的器重，“曾夸王怀玉道行”。他为人相当机警，混元教在乾隆四十年被镇压时，他曾两次逃脱地方官吏的搜捕。
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七年间，淮宁、鹿邑、永城等地幸存的混元教徒都“指称王怀玉之名竺收徒”。可见他因“道行高妙”，辈分最高而成为皖西、豫东一带混元教徒们遥奉的领袖。统治者对他十分注意，奏折上出现“樊明德、王怀玉混元邪教案”的提法，通令“严缉”，“务期必获”。王怀玉被迫长期处于地下，主要是在襄阳地区潜伏。
乾隆四十八年(或五十一年)，刘松曾对去隆德探望他的再传弟子河南商邱人张百四说“老师傅王怀玉系教主，本姓朱，后改姓刘，又改姓王。从前教内的人就称王怀玉是牛八”。
混元教乾隆四十年、四十七年两次被镇压的有关史料中，并无王怀玉是牛八的记载。而且张百四是乾隆四十年(或三十九年)的教徒，(“据张百四供称：伊系李公照之徒，李公照系刘松之徒，刘松系已故王怀玉之徒。四十年，刘松等犯案，该犯因李公照已故，是以漏网。”)如果“从前教内的人就称王怀玉是牛八”，他也应该是知情人，可是直到探望刘松时才被告知。可见这一舆论大体上出现在乾隆四十八年(或五十一年)，或在此之前不久，很可能就是刘松所制造。
王怀玉在混元教内的重要地位，下述史料也可说明：乾隆五十九年初，“刘之协与宋之清争立教名，欲将旧犯教案在逃之鹿邑人王怀玉奉为教首，迎赴太和，另立教名，『惑』众敛钱”，刘之协“从襄阳寄信与(太和县)同教的阮志儒及……阮朋龄，约定四月内撑船到舞阳县北舞渡地方，迎接老师傅王怀玉”。但王怀玉未能成行，六月间在襄阳病故，可惜的是，他在潜伏期间的活动和复兴混元教中的作用，史料没有记载。
王怀玉的儿子王法僧在王怀玉拜樊明德为师时，也随同入教。“乾隆四十年三月……王怀玉等，因闻樊明德等已被访拿，随各潜逃。王法僧随父王怀玉逃赴江南，六月二十四日行至阜阳……次早即被拿获……发边远充军”，第二年被流放到隆德，和刘松比邻而居。当时王法僧年仅十五岁。六省教案中他以“明知刘松兴教情节，并不举首”的罪名，改发新疆喀什噶尔为奴。
从现存有关王法僧的材料中可说明不少问题。
嘉庆六年三月，额勒登保在审讯混元教教首王廷诏的奏折中说：“该犯于乾隆三十八年找到王老四(鹿邑人，可能是白莲教徒)，维时王发生有十余岁。王老四曾向我说，王发生本姓朱，是前朝后人。四十年上我又在王发惠家住，王发惠向我说王发生已经地方官拿去，我畏惧逃去”。
樊明德创混元教是乾隆三十九年，为什么在前一年当地已有“王发生本姓朱，是前朝后人”，实际上就是牛八的传说呢?
安徽阜阳混元教徒张效元在嘉庆五年自首后说，“河南鹿邑县王家菜园王发惠家有一王发生，本姓朱。伊祖父就是起教的，不知起自何时。伊父不知何名，生前与王发惠认为一家，收王发惠为徒弟……众人……称王发生本明朝朱家的后人，商量要起事。这话已有年了。后刘之协往湖北传教，王廷诏同太和县刘贵往四川传教，日子也久了。”
王、张二人的叙述，反映出王发生的祖父和父亲王怀玉早在樊明德创立混元教前就是白莲教徒，而且至迟在乾隆三十八年即已制造了王发生是明朝后裔即牛八的舆论。樊明德所以“曾夸王怀玉道行”，并不是偶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廷诏“伊祖名王珊，父名王本德，向与鹿邑属阳路口王家菜园之王姓一同烧香念佛，该犯所带……经文各件，据称伊祖父所传”。王廷诏也说：“我祖父王珊原习白莲教”。他虽说“我并未学过教，也没师傅”，但还是承认“我自小在河南、湖北交界处做买卖，遇人劝他烧香行善是有的，并不是传徒习教”。实际上还是白莲教徒。
王怀玉、王廷诏等既然很早就是白莲教徒，为什么又参加了樊明德的混元教，没有材料说明。乾隆五十三年以后复兴混元教的计划，从上述的一些情况看，实际上是以王怀玉这个家族为中心进行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中，王廷诏的行动仍然是这样。
混元教教首王廷诏曾对襄阳起义军领袖高均德间接透『露』王发生是起义军拥戴对象。高均德说：“我曾向王廷诏询问，我们闹事究竟辅佐何人作主？王廷诏说一个人叫作朱添全，是我们的主儿。有两句歌谣：牛在韩门长在刘，到了王家才出头，是指朱添全的。我问朱添全是何处人，现在何处，我要见他一面。王廷诏说，你如今尚不能见他，他如今还不出来呢”。
朱天全是何许人，为什么大起义爆发后“还不出来呢”?
清统治者在嘉庆六年审讯王廷诏时指出：“上午张效元又曾说你因王发生是明朝后人，要扶他为幼主”。又如嘉庆二十年阜阳县混元教教首李珠说：“王法僧本姓朱，因要掩没姓名，或称牛八。”
关于复教等等计划及各项指示，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隆德拟订并发出的。
刘四儿于乾隆四十八年到隆德活动，并设杂货铺作为掩护，后与刘松同时牺牲。刘松另一个儿子刘文焕乾隆五十一年在家乡因“儒门教”案件被流放广东，不久潜逃，继续活动，于嘉庆二十五年牺牲。
刘松还有两个儿子，即刘文魁、刘文灿，也在传教收徒：清统治者在王三保案件中指出，
王三保等“节次敛钱，遣阮凤仪等送给发配黑龙江遣犯王双喜及王王氏收用。并据阮凤仪等
供出，王王氏与同配遣犯刘文魁等传徒习教。刘文魁原籍河南柘城、鹿邑两县交界之大吴家
集，与王王氏至戚。其兄刘文焕与弟刘文灿，亦在原籍河南传教。刘文灿时常送银出口，给
刘文魁使用”。
有的教徒谈到王三保等送往黑龙江的银钱交付何人的问题时说：“传教银两俱系……交
与王法僧之妻王王氏，并非交给王双喜。”关于她和王法僧的结合，“提讯阮风仪等，据供
王王氏系于王法僧充发甘省后，经伊戚刘志勤送往配所成婚，生有子女。嗣王法僧改发回
疆，王王氏因何移住黑龙江，该犯等均不知底细”。王怀玉的儿媳王王氏与刘松之子刘文
魁是“至戚”，进一步反映王怀玉与刘松的密切关系，原来他们并不仅仅是师徒和同乡。刘之协所以“曾在樊城贸易，时常往来”，估计与王怀玉潜伏襄阳有关（襄、樊仅一水之隔)，他又曾不止一次去隆德，这都说明他是王刘间的主要使者。显然襄阳、隆德之间联系频繁。
至于刘之协则从来不是混元教教首，他读书识字，善于辞令，有商人身分，具备外出活动的有利条件。但在教内的地位并不算高，所起作用也在刘松之下，只是由于刘松、宋之清等在六省教
案中牺牲，王怀玉未曾暴『露』(太和县教徒阮志儒等在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把王供出时，王已
在五个月前去世)，清统治者才将刘之协作为在逃未获的唯一要犯，进行大规模搜索，引起
当时和后人的广泛注意，从而抬高了他在教内的地位。
三、混元教与收元教是什么关系
收元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乾隆末年在鄂西北地区活动，主要分为襄阳宋之清和王应琥两支。
宋之清“乾隆四十七年到河南新野贸易，与宋文高熟识。宋文高给与灵文，该犯听从学习”。宋文高“妄称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有水火瘟疫诸灾，念经尊奉，可以躲避”。“宋文高系姚应彩之徒”。姚应彩则是乾隆五十四年在河南被捕。
宋之清在乾隆五十七年创立西天大乘教大力传教收徒时，仍然在灵文合同中有“十门有道一口传，十人共子一只单”等词句，口头宣传中有“水火灾，必须尊奉弥勒佛……方能躲避”一类说法，传教收徒时举行“过愿”(指发誓不泄密)，升丹等仪式。清湖广总督毕沅说：“细加查核，似系从前楚豫二地办过收元邪教遗孽。”
乾隆五十七年，王应琥、艾秀等在川鄂边界的房县、竹豁、大宁一带传单收徒，咒语、仪式等与宋之清所传西天大乘教基本相同。王应琥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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