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及向与交好系已正法(收元教)孙贵远之徒”。由此可知，王应琥一支也属于收元教系统。统治者指出它和西天大乘教“所诵灵文，经咒……虽有大同小异，其为一教无疑。”
收元教宋、王两支不仅同出一源，有些迹象表明，它们之间可能还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六
省教案中，王应琥系统的胡仲元说：“这教系襄阳居住之薛掌柜传下来，凡收得根基钱，王义(王应琥再传弟子)一层转送一层，交薛掌柜转送河南”。关于宋之清的结案书说：
宋之清……起意自行兴教……随有齐林，宋相、李成贵，张添美及在逃之薛国玺五人，俱拜
清为师……宋之『妇』因入教人多，时有送给根基、升丹银两，随举宋相、薛国玺在家管事”。
所谓襄阳的薛掌柜，很可能就是掌握宋之清收元教系统财权的薛国玺。由于宋之清的
地位、威信和力量都在王应琥之上，又是同一教派，因而后者将敛取教徒的部分银钱送交襄
阳，而“转送河南”，实际是掩人耳目的托词。这件事属于教内机密；六省教案中宋、王等教首均未供出，个别教徒如胡仲元虽有透『露』，但被审案的地方官吏忽略过去了。
混元教与收元教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宋之清乾隆四十七年参加三益教后，最初几年并未积极活动，收徒很少。乾隆五十四
年二月，“刘之协来向宋之清声称，老教主系河南鹿邑县刘松，充发甘肃隆德县，其子刘四儿乃系弥勒佛转世，将来保辅牛八，诱令宋之清随同往见刘松，并送给银两而回。刘之协复令宋之清零星帮给刘松银两”。
宋之清的叙述含糊不清，如结合其他有关史料，就可看出三阳和三益两个教派初期关系的轮廓。
宋之清在争教事件中，借口“刘四儿相貌平常，不是弥勒佛转世”，“并以刘之协从未将牛八与他看过，斥为虚词哄骗”，因而“又以李三瞎子为弥勒转世，李卯儿为牛祖”。也就是说，宋之清的三益教在争教前曾尊奉三阳教的弥勒佛(刘四儿)和牛八(王双喜)，后来才另立了本派的“弥勒佛”和“牛祖”。
宋之清拜宋文高为师，加入三益教后，如果始终以三益教的名义进行活动，那么在争教
事件发生后，也就没有必要“起意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了。事情与此相反，这就反映出他曾一度以三阳教的名义传教收徒，即清统治者所说，“缘刘松立教之始，刘之协与宋之清本合而为一”，所以争教才“与刘之协各立门户”。
刘松的供词还说，宋之清创立西天大乘教后，将刘之协教内尽行勾去。这句话很费解：各个教首分别秘密传徒，一个教首的弟子怎么可能被另一教首尽行勾去呢?
现在已知宋之清一度改用三甲教教名，问题就可得到解释。因为改名后，三益教就成为襄阳
地区三阳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争教事件发生，原属三益教的教徒全部转入西天大乘教，襄阳
地区三阳教的教徒所剩无几，自然是被宋之清将“教内之人尽行勾去”了。
刘之协所以能说服宋之清加入三阳教，是因为宋之清最初的师傅宋文高仅仅预言：“将来弥勒佛转世掌教。”
但总的说来，这一事件对双方教徒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不大。
大起义爆发后，混元教教首王廷诏与襄阳起义军的高成杰等“带了河南五六千人前来入
伙”加入襄阳起义。河南是混元教的发祥地，王廷诏就一直在“河南、湖北交界处”传教收徒，所以这五六千人当中应包括一部分混元教徒。王廷诏始终是起义军中地位最高的老师傅之一，在争取人心、鼓舞土气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威信很高。混元教另一教首刘楞也曾在起义军中进行宣传活动。这些事实说明，混元教的个别教首还在大起义前就已恢复了与收元教的合作，双方共同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对大起义作出了一定贡献。
附带指出混元和收元两个教派间的某些区别：
樊明德系统的混元教的发源地和传教中心在豫东，皖西，以后逐步向豫中和豫西南的南
阳、新野及鄂北襄阳一带发展；但收元则从豫西南传入鄂北，后分房县王应琥两只，主要在陕西省边界各县发展。混元教传习《混元点化经》(即《三阳了道经》)，收元教传习《太阳教》，没有触犯清王朝的词句(“《太阳经》一种，尚无违碍”)。此外在灵文合同，口诀、歌词及传教仪式等各个方面也迥然不同，本文限于篇幅，无法详述。
四、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由哪个教派组织的
乾隆五十七年争教事件开始，宋之清“起意自行兴教，捏称弥勒转世，必须学习西天大乘教，躲避灾难”，让弟子们“各自收徒，不拘何处，四季升丹，各出银钱，交伊收用”，扩大组织广收徒众。与此同时，王应琥等也开始大力发展组织。
收元教获得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宋之清等从乾隆五十七年起将活动的重点
放在鄂川陕三省边界地区。
鄂川陕三驾边界的南巴老林及附近州县，山高林密，形势险要，道路崎岖，一向是封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明中叶荆襄流民起义及明末农民大起义，在这一地区留下深远的
影响。清代中叶，这里又是以湖北、湖南丧失土地的农民为主的各省流民的重要集中地：“川
陕边微，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他们或成为垦荒的棚民，或充当山内手工场的雇工，或做搬运工人、绰夫等，依然遭到地主、官府等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过着非人的生活，使这里成为一个阶级关系紧张的地区，引起收元教的注意。
在上述情况下，来到此地的收元教徒们关于求福避祸的宣传，以及随后逐步散播的“弥
勒转世，保辅牛八”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预言，深深地吸引着处于水深火热的广大群众，扩大组织的工作进行十分顺利，在短短两三年内，收元教已经成为三省边界广大地区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根据有关六省教案的史料，三省边界地区各州县被捕大批收元教徒，乾隆五十七年宋之清创立西天大乘教后入教，说明它的发展从这时起进入了新阶段。
在此前后，收元教等教派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考虑“起事”的问题。
嘉庆二年云阳县收元教首高幺贵被俘后追述：“五十八年九月，我到滔河见了萧贵，又到襄阳见了樊学鸣(萧、樊都是宋之清系统的收元教首)……樊学鸣当日咐过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的话”。
高幺贵的下列供词，说明他此后确是如此行动的：“襄阳一教原有三会……我是中会的”。“(嘉庆二年)六月里，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到初八日，有两起人陆续来……我见不是中会的人，没有同去。到十三日，有徒弟……回来报信，说齐二师娘(王聪儿)那一起人来了，要我去见他。我就……前去迎接”。可见宋之清等最迟在乾隆五十年秋就已考虑起义问题，并有进军四川的打算，而日后襄阳起义军的进入四川可能与此有关。
起义军领袖张正谟也说：“乾隆五十九年四月里，我拜房县的白培相为师。说山西平阳府乐阳县王家庄长春观有个李犬儿，是戊戌年生的，两手有日月两字，相貌异常，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佐他的。那王家庄有大石一块，忽然进开，现出经文，有二日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众人若念熟了，就可免灾。李犬儿到辰年辰月辰日起事，大家须暗地制备刀枪火『药』，将来事成，定有好处。”
这个供词进一步反映，最迟在六省教案前的两个月，以白培相为首的湖北白莲教已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即1796年，嘉庆元年)起义，并着手物质上的准备。这是从陕农民大起义的酝酿时期进入新阶段，以及这一时期的领导权开始由收元教等支派掌握的标志之一。从上述高名贵的供词看，宋之清等当时还未决定起义的具体日期。王应琥系的教首陈金玉在乾隆五十八年曾说：“将来到了下元甲子(即1804年，嘉庆九年)，百姓要水，火，风三灾，弥勒佛转世……要保护牛八起事”，多少透『露』出他们也曾决定起义日期。
白培相所说辅佐李犬儿的朱九桃，即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朱洪竹。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福建省晋江县破获陈滋等听从陈苏老等“暗设熬黥会……以熬黥
暗代天地”，复兴天地会的案件。上谕说：“陈苏老等供内，闻广东石城县高溪地方，洪三
房即朱九桃，亦有起会之事等语”。广东官员立即“驰赴石城县高溪寺地方，确查洪三房
朱红竹即朱九桃，如何立天地会，党伙若干……。”最后查无此人、此地。
朱红竹即朱洪竹，是天地会所假托的明朝后裔，见这一组织的抄本《西鲁序》：“小主朱红竹，崇祯皇李坤妃之孙”。最迟从乾隆末期起朱九桃之名已在南方各地传播。道光末年至
咸丰初年，湘南地区一支天地会的领袖邱昌道曾托名朱九涛起事，“自称太平王”。这个朱九涛有很大可能就是朱九桃。
以王应琥为首的收元教，在这方面更进了一步，他们“称弥勒佛转生张家；并捏(称)朱红桃之名”，“牛八即朱红桃”。朱红桃显然是朱九桃的改称，和上述“朱红竹即朱九桃”的情况相同。天地会传说中的明朝后裔竟然成了这支收元教的牛八。
王应琥住在“房县獐落河石岭地方”，白培相也在房县(宜都、枝江教徒曾将“教内众人
陆续凑得根基银三百两……赴房县交给白培相”)。但王应琥的收元教主要在湖北西北部的地区适动。所以或是当时天地会已扩展到房县一带，影响了这个地区的两个白莲教支派，或是白培相这一教派首先在湘鄂交界处接触到天地会，又影响了王应琥等人。
白培相、王应琥等如此作法，可能是为了更易“动众”，也可能是为了便于吸收一些天地会会员参加自己的教派，甚至有可能是为了团结已加入本教派的天地会会员。问题涉及清
代中期白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白培相关于“刘之协是(李犬儿的)军师”的说法，很值得怀疑，因李犬儿经清王朝反复搜索，并无其人，不了了之。这是否因刘之协声望很高，因而白培相以此号召群众呢?上文已指出六省教案里刘之协在收元教中并不知名，由此推论，他在湖北地区其它教派中更不会
为人所知。有一种可能，即张正谟被捕后，经统治者严刑拷打，追问刘之协的下落，熬刑不
过，随口编造，先是说“刘之协是李犬儿的军师”，又讲“李犬儿是刘之协的外甥”，信口开
河，不足为凭。类似情况还可在一些被俘者的供词中看到，不再赘述。
当阳起义军领袖陈德本谈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起义前夕，“襄阳老教头姚姓寄信
来说，来年，(1796年，即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知会大家谋反，各造兵器”。“襄阳老教头姚姓”即姚之富，在六省教案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他已决定提前展开武装斗争，采用了白培相等提出的辰年辰月辰日起事的日期。
总之，以白培相为首的这个白莲教支派，首先提出辰午辰月辰月起义的主张，其后被其
他各支派所接受。又是这个支派首先开始了起义前的物质准备工作。而且如前所述，可能他还曾试图将天地会成员吸收进来，以增强抗清力量。可见这个白莲教支派在大起义的准备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遗憾的是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关这个支派的名称及其他情况的材料。
混元教的情况这时却和收元教迥然不同。乾隆五十九年初，王怀玉巳决定返回皖西、豫东，另图发展，后因病不能启程，在六月间去世。“刘之协从前曾在樊城贸易，时常往来，本年(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内已回原籍”太和县，直到十月十五日从扶沟脱逃，他的行止绝无准备起义的迹象。遍查和刘之协脱逃一事有关的资料，没有片言只语足表明混元数派当时有起义的意图或行动。两个教派在起义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有可能是出现争教事件的又一重要原因。
由于收元教各支派从乾隆五十七年起，都在加速扩大组织，将武装起义捉上日程，进行各个方面的具体准备。所以虽在六省教案中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重要教首遇害，还是保留了
不少骨干和大量教徒，继续牺牲者的未竞之业，在嘉庆元年年初发动了震撼全国的大起义，
而他们也就成为起义军的领袖、将领和基本成员，其核心被称为“襄阳老教。”收元教撒遍
三省各州县的星星火种，终于燃起农民大起义的熊熊烈焰。作为收元教首的宋之清，王应琥等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刘之协，正是他们为这次大起义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所谓“数省之贼皆刘之协所传布”，白莲教支派混元教的传布，起了组织作用等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起义军称为“混元教军”，理由也不充分。
五、刘之协在大起义期间有哪些活动
被清王朝认为是这次大起义的“首逆”和“渠魁”的刘之协，原来并没有参加起义的各种活动。统治者在刘之协的结案书中明确指出，起义军“滋扰数省，蔓延五年，抗拒官兵……
该逆犯刘之协……转在邓州、新野潜匿踪影”。嘉庆元年湖北战场的清军“总统”永保指出：“其刘之协一犯，屡次孥获贼匪，讯据供称，并未在此股贼内，及再三询问刘之协下落，不能指出确据”。嘉庆元、二年间被俘的襄阳起义军成员也都说“刘之协不知下落”时，从襄阳起义军中“逃出良民供称……刘之协并未在内，贼匪首曾差人各处寻觅，不知何处”。襄阳起义军著名领袖刘起荣嘉庆二年被俘后证实，“去年四月……曾叫货郎往河南找他(刘之协)”，等等。对此，刘之协自供：大起义后“我想我若在贼营内去，怕打了败仗被官兵拿去，所以在新野、邓州闲散地方同教的人家藏躲，使人不能疑『惑』，几年隐姓埋名，不敢叫人知道”。为了个人安危，刘之协在大起义爆发后，竟然采取了置身事外无所作为的逃避态度。
襄阳起义军重要领导人张汉朝，起义时行将七十，烈士暮年，率领起义军与清军战斗
四年之久，直到战死沙场。其他和刘之协年龄相仿(刘在起义时五十五岁)，辈分相当的老教首，也是随队行军，进行领导(如姚之富，李全、孙赐俸等)，或在各支起义军中，以鼓舞土气(如王廷诏；刘楞等)，除刘楞的结局不明外，都战斗到最后一刻，和刘之协形成鲜明的对照。
刘之协对这次大起义所持的态度，在河南郏县混元教徒的武装起义中暴『露』无遗。
嘉庆五年六月，刘之协的徒弟李杰在郏县准备起事。刘之协刚到郏县，李杰“就同刘之协商量造反”。刘之协认为“人尚少，器械还不齐”，加以劝阻。李杰不听，后供说：“动手，实是我自己的主意”。可见这次小规模的起义也不是刘之协发动的。
郏县起义准备不足，发动仓卒，对清河南布政使马慧裕等组织的进攻束手无策，宝丰翟家集一战失败，李杰被俘。刘之协的暂缓起义的意见有其正确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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