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立即着手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严厉惩处。嘉庆以惠龄为贼所轻，令回京守制”；以宜绵“屯驻无贼之处，从未与贼交锋，且已老病，令解任来京”；以秦承恩“上午贼『逼』西安，……不即督兵剿贼，且官声平常，交刑部治罪”；以景安“堵剿皆不尽力，驻军南阳，任楚贼犯豫，直出武关，惟尾追不迎截，至有迎送伯之号，……特逮下狱，拟重辟”（30）。嘉庆又针对各地官员“皆自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力加痛剿”（31）的弊端，借严惩不力将吏官员之机，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将吏防守围剿之责，令各省督抚将帅“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32）。嘉庆于亲政后数月之内，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运转不灵的战争机器，在嘉庆的调拨之下，迅速运转起来。
实行剿抚兼施的两手政策，是嘉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重要手段。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迫使嘉庆不得不改变乾隆时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剿抚兼施的新政策。嘉庆宣布：“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擒，断难宽宥外，其余『逼』迫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33）。嘉庆四年正月，嘉庆在一份上谕中把这种政策阐释得更具体：“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34）嘉庆令勒保将此谕遍行晓谕川陕豫各地。此后，剿抚兼施政策被嘉庆采取各种具体办法将其付诸实施。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是嘉庆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重要措施。嘉庆如历史上所有的封建统治者一样，当他们面临农民起义的急风暴雨、陷于没顶之灾时，总是企图以惩办几个贪官污吏的办法，来逃脱覆没的命运。嘉庆亲政后，抓住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一句，将封建剥削、压迫罪责归咎于和珅一人，并将和珅作为替罪羊加以诛灭的做法，即是毫无新鲜之处的故伎重演。然而，和珅既伏诛，川楚陕豫人民起义仍如火如荼。处于惶急窘迫之中的嘉庆，只好抛出更多的替罪羊。于是，老病贪劣在他治下民怨沸腾的四川达州知府戴如煌以及在奉檄查缉时，株连无辜数千，惨刑『逼』勒的武昌同知常丹葵均被逮京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官声尚好，政绩卓著的官员则被嘉庆视为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的得力工具被优擢任用。当时，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破格保荐。后来的事实证明，嘉庆“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政策，对推行剿抚兼施政策确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那些久负清名的官员。他们的被破格提拔，为嘉庆的招降抚绥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其他措施无法与之相较的。广元县知县刘清，字天一，广顺人，由拔贡议叙，授四川冕宁县丞，寻擢南充知县，政声为一省之冠。嘉庆元年当白莲教起义爆发时，刘清即利用其声名，募乡勇500人，与总督英善所率清军相配合，进攻四川达州徐良德部起义军，又奉命赴罗其清、王三槐等部起义军中实行招抚，无功而返。嘉庆三年1798年，刘清署广元县事。总督勒保进攻驻扎安乐坪的王三槐部，久攻不下，复令刘清前往招抚。王三槐为清廷招抚宣传所误，对自白莲教起义来屡次率乡勇血腥镇压起义军的刘清深信不疑，竟“自诣大军”，被勒保拘执。勒保卑鄙地以“生擒首逆奏”，并将王三槐械送至京。嘉庆亲自讯问王三槐。当嘉庆责问王三槐何以背叛朝廷揭竿造反时，王三槐答以“官『逼』民反”。嘉庆又讯问：“四川一省官皆不善耶?”对刘清仍执『迷』不误的王三槐答称：“惟有刘青天一人。”王三槐所指刘青天即刘清。嘉庆听了王三槐之供大喜过望。有青天之名的刘清是可以在推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时发挥重作用的。嘉庆立即传谕总督勒保：“朕闻刘清官声甚好，每率众御敌，贼以其廉吏，往往退避引去。如果始终奋勇，民情爱戴，著勒保据实保奏。”（35）勒保遵命将刘清治绩战功奏上，嘉庆立即将其晋秩同知直隶州，赐花翎。于是刘青天之名闻天下。刘清获此殊遇，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剿抚兼施政策。嘉庆四年1799年，已被加知府衔的刘清，奉参赞额勒登保之命，赴通江、巴州招抚起义军。起义军中先后投出20000余人，刘清以功加道衔，又擢建昌道。嘉庆五年1800年，刘清纠集民团守潼河，又奉勒保命继续招抚活跃于通江、巴山之间的起义军。刘清屯要隘，且剿且抚。起义军或被镇压，或被招抚，“巴州匪遂灭”，刘清大功告成。由此可见，嘉庆破格提拔像刘清一类的“清官”，对他最终地镇压白莲教起义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仅刘清一人，在军7年，先后招抚30000余人。对受抚群众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深知，经过多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煳口之资”（36）。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嘉庆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37），遂命刘清及四川素有清名的州县官，悉心妥议，对于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四川各地遵嘉庆之命采取各种形式安置、遣散接受招抚的起义群众。刘清采取“向富室巨商贷金”的办法重犒遣散起义者。勒保于四川采取了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做法。嘉庆对此深表赞许，认为勒保这样做“使民生既获安全，贼党又可解散，为一劳永逸之计，是用所当用”（38）。继而，嘉庆认为，只是官给银两，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藉资口食，只能赡给一时，亦岂能久安生计?若资粮用尽，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仍为草窃之事”（39）。嘉庆为此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户；或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40）嘉庆四年十月，嘉庆获悉陕西终南山地区起义军已被镇压，于是提出将绵延八百余里的终南山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树木，即可作为建盖庐舍之用”（41）。嘉庆令地方官根据山内地方形势广狭，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并安设营汛，移驻兵弁，对新安置地区的群众加以管束弹压。嘉庆以为，在采取了这样一系列做法之后，可使流民成为土著，各安本业，“有恒产必有恒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招徕安抚的问题了。然而，清『政府』对起义军的招抚及安置政策，并没有如嘉庆所期望的那样发生“翕然来归”的预期效果，起义军并没有因嘉庆的一纸诏令即“闻风踊跃，争先来归”。结果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42）。恼羞成怒的嘉庆除了一面令经略勒保继续广为传谕朝廷的招抚安置政策而外，又发布了一道又一道残酷的围剿令，嘉庆五年正月，嘉庆在上谕中严命各地将吏：“必能剿而可以言抚。……一处未尽即一日不能蒇事”，对起义者“必须痛加歼戮”（43）。嘉庆对招抚失去了信心，声称：“看来此等匪徒，怙恶已深，愍不畏死，势难藉招抚为解散之计，惟有痛加剿杀，刬尽根株。”（44）其实，嘉庆提出的剿抚兼施政策中的剿和抚都是服务于迅速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这同一目标的，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嘉庆在实施这两手政策时，也是始终将血腥镇压置于首位的。嘉庆五年，面对剿、抚都不能立见成效的胶着之局，嘉庆亲制《邪教说》一篇，申明“习教而奉公守法者，不必查拿，其聚众犯法者，方为惩办”（45）。这种“但治从逆，不治从教”的虚伪宣传，也欺骗不了广大农民群众。因为清廷历来把白莲教视作异端邪说而严加禁止。从乾隆五十八年开始，更对白莲教徒实行残酷的镇压。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是由于清『政府』对白莲教徒滥捕滥杀而引起的。嘉庆的《邪教说》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清了清朝封建统治者的伪善面目。
实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是嘉庆为平定白莲教起义提出的各项政策中最为毒辣、亦最行之有效的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46）。这种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的提出和在部分地区实行，并不是在嘉庆亲政后。早在白莲教起义之初，一些起义军活动地区的地方将吏，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随时随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腐败不堪的八旗兵和纪律败坏的绿营兵因人民的反对而闭目塞听，只能对起义军尾随追击、被动挨打的情况，于湖北襄阳孝感的一二村市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修筑堡寨，以割断起义军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做法收到了一定成效。嘉庆二年1797年九月，将军明亮、德勒泰建议清廷，于起义军活跃地区“劝民修筑土堡，环以深沟，其余因地制宜，或十余村为一堡，贼近则更番守御，贼远则乘暇耕作。”以使起义军“野无可掠，夜无可栖，败无可胁”（47）。清廷在当时尚没有认识到这种政策在扑灭白莲教起义中的重要作用。乾隆将筑堡团练的建议束之高阁。嘉庆亲政后，历经数月，多方整顿调度，仍不能置起义军于死地，遂广为推行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四年六月，嘉庆根据湖北孝感随州“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经验，肯定这种政策为镇压起义之“良策”，且“行之已有成效”（48）。嘉庆命经略勒保等，于川、陕、豫等省各处村堡，仿照办理，“坚壁清野，以期贼踪敛戢”（49）。寨堡团练、坚壁清野之策从此开始被广泛推行。嘉庆四年七月，额勒登保继任经略，首先于川东川北各地“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亦数百家，团练守御”（50）。额勒登保又令陕、楚“晓谕筑寨”。额勒登保不遗余力地推行寨堡团练政策，使嘉庆大为赞赏，令各地从速推行。既而，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将其行之于陕甘；后来，书麟、吴熊光将其行之于湖北。“先后三四载，堡寨告成”，使起义军“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51）。然而，这项政策在推行过程中，也不是很顺利的。有的省份推行得不十分迅速，其具体做法也不尽一致，效果自然也就不同。嘉庆为此大力加以督促。嘉庆五年，川东、川北因普遍实行“寨堡团练”，给起义军造成极大困难，起义军不得不离开川省转战陕甘。嘉庆因而指责陕甘督抚并未认真办理“寨堡团练”。嘉庆为此作了一个规定：“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则责成督抚。”（52）嘉庆再次严命“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成效者保奏，违者罪之”（53）。在嘉庆这一番实力督促之后，寨堡团练的政策才被普遍推广。面对“费帑不下十千万，调兵不下十余万，而贼奔突滋蔓如故”的现实，嘉庆深感八旗、绿营及各省所募散勇之不得力，同时各地也纷纷奏报兵力之不敷调用。因此，嘉庆在严命各地大力推行“扼险筑寨”、“掘壕筑堡”时，还极力提倡借乡勇之力来堵剿起义军，企图以团练乡勇的办法，节省“养疲兵，募散勇之资”，收“事半功倍”之效。嘉庆令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聚集壮健，结队保守，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仍安生业。……如百姓中有首先集勇御贼立功者，先行赏给顶戴，俟军务告竣后，送部引见。其办理妥协之地方官，亦据实奏明，候朕量加奖擢。傥不能实力督办，毫无守御，将地方官以军法从事”（54）。为提高乡勇的战斗力，嘉庆令各省改变过去“随时召集，贼至则聚而防守，贼去则散归本业”，以至“技艺生疏，毫无纪律，徒有虚名不得实用”的状况，要求对乡勇“勤加『操』练”，要“团而不散”（55）为了刺激各地乡勇头目更积极地为清王朝卖命，嘉庆又令改变过去军营中“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及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阵之乡勇反不得与，是以保奏皆满兵居多，绿营兵间有之，而乡勇见章奏者百无一二”的弊端，规定“嗣后乡勇有功，一例保奏，阵亡一例议恤”（56）。然而，嘉庆的一纸诏令，并不能杜绝军营中已成惯例的弊端，军中“无功者屡邀奖赏，而有功者转置不录”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嘉庆不得不为此继续寻找对付的办法。嘉庆五年二嘉庆在上谕中宣布：“此后如再有乡勇出力，不行据实保奏，甚至将平日优待之人，冒名举荐，以及官兵等并未出力，攘他人之功以为己功者，并准乡勇自行首告，随时惩治。”（57）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各地地主武装，嘉庆将团勇、乡勇严加区别，以各专责成，增强效用。他说：“如随营打仗，防守卡隘，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拨者，谓之乡勇；百姓等自出己赀，修筑堡寨，择其中年力精壮各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为守御者，谓之团勇。”嘉庆全力推行的“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给川陕农民起义带来严重后果。这种政策严重削弱了起义军赖以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基础。因为它割断了起义军与广大贫苦人民的血肉关系，使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粮秣的供给、情报的获取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而各地乡勇、团勇或为清军查询道路、递送情报，成为清军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营”（58），”使起义军防不胜防，处处遭受突然袭击，日夜不得安宁。自清廷实行“堡寨团练”坚壁清野政策以来，白莲教农民大起义高涨的形势急转直下，“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堡寨之议行，民尽依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59）。从封建统治者得意洋洋的矜夸之辞中，足见“堡寨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对川陕农民大起义的巨大破坏作用。
由于嘉庆亲政后，针对军中积弊和起义军本身的弱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新的政策，特别是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使起义军遭遇到极大困难，力量逐渐削弱。嘉庆五年下半年，许多著名的白莲教首领和起义军领袖相继被捕和战死，起义军不得不向川、陕、楚三省交界处的南山、巴山老林处转移，依托南巴老林坚持斗争。对于这些拒不接受招抚、誓与清王朝斗争到底的起义军，嘉庆企图用重金悬赏的花招来捕杀起义军首领，使起义军因群龙无首而陷于瘫痪、瓦解。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嘉庆在诏书中对仍坚持斗争的义军首领实行列名悬赏：“现在群贼中，徐天德、王廷诏为起事首犯，高二即高天升、马五即马学礼、高三即高天德屡经戕害大员，元恶大憝，……因通谕立格，五逆擒歼一名者，官擢二等，兵勇超补守备，赏银二千；贼党缚献者，拔用千总，赏银一千。余如樊人杰、冉学胜、龙绍周、苟文明等，视此降一等有差。”（60）嘉庆在悬赏辑拿起义军首领的同时，又不断督促经略额勒登保与参赞德楞泰率军分路会剿，起义军面临的形势更加险恶。嘉庆六年二月，王廷诏被俘，接着徐天德、马学礼、高天德等义军首领相继战死或被俘。至这年六月，起义军活动地区仅局限于川、陕、楚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之地，范围日见缩小，人数锐减至24000余人。然而，起义军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中，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的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61）。前仆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62）。为了对付起义军，嘉庆六年六月，清军各路将领于山西平利举行会议，确定了分兵合击的策略。德楞泰由西南『逼』攻，而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两路会剿于三省之交。德楞泰还分选兵勇，每200为队，“冒教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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