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时期白莲教起义是困扰统治者的最大社会问题。乾隆朝的社会矛盾引发了白莲教起义，这位名噪历史的帝王倾其全力，也没有平息这场动『乱』。嘉庆朝为了镇压白莲教为主的大起义，几乎耗费了嘉庆一生的精力。本文就嘉庆朝对白莲教起义的镇压过程进行综合评析，以揭示嘉庆朝衰弱的原因。.
自乾隆中叶以后，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经济日益凋敝，财政匮乏，吏治腐败，军备废弛。曾经盛极一时的清王朝逐渐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族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年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族贵族仍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8000余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宠臣和珅占地8000余顷。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也十分惊人。康熙时的大官僚徐乾学在江南苏常一带占有大量土地，仅无锡一地，占田达10000顷。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亦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1。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高度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2土地的集中，势必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定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政府』的各种捐税。这样，农民终年辛勤所得，已大部甚至全部被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剥夺殆尽，一遇水旱虫灾，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因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的大批农民，有的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进入清『政府』封禁的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垦殖。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得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朝不保夕。土地的高度集中，苛重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无以为生，社会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在乾隆中叶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情况下，川、楚、陕地区尤为尖锐激烈。这些地方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地主手里，大部分农民沦为佃农，终岁勤恳劳作，所得粮食除完交地主租息外，余存无几。“且佃户惟恐地主夺田另佃，往往鸡豕布帛，无不搜求准折，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3而这些地区政治的黑暗腐败，官吏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更甚于他处。乾隆末年，毕沅为湖广总督，福宁为湖北巡抚，陈淮为湖北布政使，这三人官官相护，千方百计婪索民财。当地人民形容他们三人说：“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4。”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镇压苗疆起义，“派及数省，赋外加赋，横求无已”5。由于湖北临近湘、黔，故差徭尤多，贪官酷吏，藉此“奉一派十，渔利侵肥”6。在封建统治者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农民被迫离开祖居之地，成为流民。当时川、楚、陕边界的南山、巴山老林地区成为四川、湖北、河南、江西、安徽等省流民的集聚之地。
在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群峦起伏，丛林密布，千山万壑，深谷纵横，自然形势十分险峻。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聚集在这里的流民达数百万之多。他们主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水手，以及因清『政府』的严缉而失去生活手段的靠私盐、私铸为生者。这些人扶老携幼来到深山老林，结草为棚，或垦荒，或到木厂、炭厂、林厂做工，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官吏、地主豪绅、地痞恶霸的压榨、欺凌。这些社会恶势力串通一气，“无风生浪，遇有棚民有事，敲骨吸髓”7。山民受其摧残，无处可以评理，更没有地方可以伸冤。备受凌虐的流民，被『逼』铤而走险，走上了以斗争求生存的反抗之路，流民成为川楚陕农民起义的基本群众。
川楚陕农民大起义是以白莲教为纽带，经过长期的酝酿、宣传、组织发动起来的。白莲教是一种历史久远的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白莲教向人们揭示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前景，它所宣传的“有患相救，有难相死”8的贫困相助，患难与共的互助精神和“教中所获赀物，悉以均分”9、习教之人“穿衣吃饭不分你我”10的教义，它的传教者采取的以行医、贸易的合法身份、授人以拳术、静坐、气功等健身方法的传教手段，对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破产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有很强的吸引力，故信奉者日众。白莲教自传世以来，一直是作为历朝封建统治者的对立物出现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起义，因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对白莲教实行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乾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白莲教的组织得到迅速发展。河南、安徽等地一些著名的白莲教首领，以祈祷、符咒、治病、行商为掩护，活跃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乾隆对被抓的白莲教首领采取“从重问拟，实力穷究，务绝根株”，（11）的残酷镇压政策。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六月以后，清廷开始了对六省白莲教的全面镇压行动。一时间，大批教徒被捕，许多著名教首被处死。还有许多地主官吏“竟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任听胥役多方勒索，不论习教不习教，只论给钱不给钱”（12）。武昌知府常丹葵，奉檄查缉荆州宜昌，株连罗织数千人，惨刑勒『逼』。“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13）四川达州知府戴如煌，“借查拿邪教为名，将殷实之家肆行讹诈”，“任内赃私狼藉，民怨沸腾”，他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以致不能安身，遂萌异志”（14）。乾隆末年清『政府』实行的查缉教徒，纵官虐民的反动措施，等于给布满干柴的川楚陕地区投下了火种，酝酿已久的川楚陕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迅速冲天而起。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荆州、枝江、宜都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等，在“官『逼』民反”的口号下，首先举起了反抗的旗帜。宜昌长乐、长阳白莲教众起义响应。二月当阳教首杨起元率领教众杀死县官，占领了县城。三月初，襄阳、樊城教众在姚之富、王聪儿、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领导下举义响应，连续攻陷竹山、保康、来凤等地。起义迅速由湖北向四川、河南、陕西等省蔓延。数月之间，湖北西北部五府襄阳、郧阳、宜昌、施南、荆州一州荆门及四川的酉阳、河南的邓州、新野，到处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烽火。起义军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15）的战斗目标。有的起义军还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官吏。在迅速发展的各支起义军中，湖北襄阳义军发展最为迅速，势力最大，这支起义军很快拥有数万之众，遂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迅猛发展的白莲教起义，使清廷惊恐万状。太上皇乾隆立即调兵遣将，全力展开了对起义军的围歼镇压。清军首先将围剿目标集中于湖北襄阳，企图通过击破势力最大的襄阳起义军，达到“群盗自瓦解”的目的。起义军面对清廷大军围剿，毫不退缩，扩大活动范围，在广大区域内实行流动作战，使清军疲于奔命，劳顿不堪。在清军集中兵力围剿湖北起义军时，同年九月，四川达州徐天德，太平、东乡王三槐、冷天禄等“激于胥役”，相继率众起义，起义者中有乾隆在大小金川用兵失利时溃入老林的散兵游勇，时称“嘓噜党”者。其余大部分则是失业的手工业者、运输工人、破产农民，以及由湖北转移来的零散起义军。他们具有坚决的反抗意志，和“一旦揭竿如数习”（16）的丰富战斗经验。而川东数州县，皆连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起义军出没其中，清军无可奈何。四川起义军利用有利地形，大败清军。起义军乘胜向陕西境内发展，数支起义军分别向兴安府的安康、平利、紫阳等县发动进攻。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湖北襄阳起义军分兵三路挺进河南。起义军避开敌人的主力，“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17）。起义军所到之处，穷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行列。十多万白莲教起义队伍，或分或合，活跃在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等数省广大地区。从嘉庆元年开始，乾隆先后调遣陕西、广西、山东、直隶、山西、云南、吉林、黑龙江等省兵力以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力，甚至“赦蒙古窃马谪犯之在湖广、河南者从军以助骑队”（18），都无法将起义烈火扑灭。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带着对农民起义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死去，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遗愿和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朝一同交给了嘉庆。
亲掌政权后的嘉庆，面对乾隆留下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毫不迟疑地将镇压白莲教起义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对农民起义实行残酷地镇压，是嘉庆坚定不移的方针。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嘉庆在亲政后的第二天，就在上谕中历数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及带兵大臣和各路将领“奏报粉饰，掩败为功”，“冒功升赏，营私肥橐”的种种劣行。嘉庆在上谕中说：因为在军营中可以捞到好处，即便是那些在京城供职的谙达、侍卫、章京等，遇有军务，无不营求前往。那些从军营返回京城的人，即使是平时家境很困顿的人，顿时家境也变得充实起来。这些人到军营大捞一把之后，往往以祭祖扫墓为名，托词请假，以所蓄之资回籍置产。正因为军营中有这样大的好处可捞，故而各路带兵大员，有意迁延，藉此肥己私囊。嘉庆诘问：你们的钱从哪里来?无非是婪索地方官所得。地方官又索之何处?又必取之百姓。老百姓的脂膏有多少?怎能供地方官不断索求?嘉庆断言：“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激成！”嘉庆对各地官员、各路将领矫饰欺隐的做法尤其愤愤不已，他严令他们“戮力同心，刻期灭贼，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19）。此后，嘉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促进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诛和坤，清除妨碍军事围剿的军中积弊，是嘉庆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措施。嘉庆认为，白莲教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旨，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20）。嘉庆为此毫不迟疑地诛灭了和珅。在清除和珅后，嘉庆立即着手解决影响军事围剿的另一重大弊窦——军中将领及督抚大员的冒功侵饷问题。为了围剿起义军，清廷自嘉庆元年至四年耗费军饷7000余万两。然而这成千上万两的军饷或被诸将克扣侵吞，用以寻欢作乐，“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21）或被馈送转赠，或被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军，正是这种军营积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军营大员，“藉剿贼为名，稽延时日，不愿蒇事。……以养寇为肥身之计，以糜帑为饱橐之资。纵贼蔓延，日久未灭”（22）。嘉庆为了实现“刻期灭贼”的围剿计划，下决心对此大加整顿。嘉庆四年八月，湖广总督景安弹劾襄阳道胡齐仑冒功侵饷。嘉庆立命将胡齐仑逮交刑部审讯，籍没其家产。同年十一月，查证确实，胡齐仑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他还将大量军饷据为已有。在查办胡齐仑案件时，仅在他的官署内即抄出白银51429两。据有人估算，胡齐仑侵饷达数十万之巨（23）。嘉庆愤怒地将其处绞，同时还对“公然提用军需正项，信任胡齐仑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广总督毕沅加以处理，革其子世袭职。对受贿的统兵将领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人皆籍没其家。嘉庆在处理湖北胡齐仑冒功侵饷案时，同时令魁伦、广兴严核四川军需虚实，“务使领兵各员无利可图，方能专心剿贼，以冀速蒇大功”（24）。为了及时掌握军饷的动用情况，嘉庆采纳了陕甘总督松筠提出的“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使军饷支用混『乱』的情况得到扭转。这样就使财政已陷入困境的清廷有可能将军饷最大限度地用于围剿战争。
更易统兵大员，严惩不力将吏，严密军事部署，是嘉庆加速围剿农民起义的又一重要措施。嘉庆亲政后，针对当时从全国各地调遣而至的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及陕西、湖北、河南督抚等悉受节制，“以一事权”（25）。嘉庆令勒保“带领重兵，或于川省，或于陕西，择扼要适中之地，居中调度，统摄各路”。为了赋予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还给勒保对不尊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一面拿究，一面具奏”（26）的特权。在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的同时，嘉庆授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这样，嘉庆完成了亲政后新的军事部署。被委以重任的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他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军，在川陕地区对起义军围追堵截。然而，时过半载，据驻达州治四川军需的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据川东北各府厅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27）这说明，四川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剿越大。嘉庆迁怒于勒保。同年七月，嘉庆以“经略半载，莫展一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明亮免职。嘉庆四年八月，卒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半年之内，嘉庆三易统兵大员，充分反映了嘉庆亲政后急于将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的急迫心情。
额勒登保系清军中一员悍将，他在清廷镇压苗民及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战绩为诸军最”（28）。额勒登保不仅因其奋勇善战为嘉庆所看重，其军纪的严明和自身的廉洁更得嘉庆的赏识。额登保注重军纪，他的军队经过之地，民间竟能“无不安堵欢迎”（29）。额勒登保自律甚严，在清查湖北胡齐仑一案时，发现当时参预军事的有关督抚将帅无不受胡齐仑馈遗，独额勒登保一人是个例外。嘉庆最终选择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这就为他成功地推行剿抚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清廷历经数载，耗帑千万而不能将川陕农民起义镇压下去，究其原因，实在和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虚张声势，将起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起义军的锋芒，只是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民间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贼来不见官兵面，贼去官兵才出现”的歌谣，正是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景安率军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境内。然而，景安惟知远避尾随，故人皆呼之为“迎送伯”。嘉庆亲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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