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向不特定对象的集资”。由于特定和不特定集资对象在投资理性和影响社会稳定程度等方面的差别。
所以说集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陆裕光原本想的集资方式就是发型国债，虽然国债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战争时期军费支出额巨大，在没有其他筹资办法的情况下，即通过发行战争国债筹集资金。发行战争国债是各国政府在战时通用的方式，也是国债的最先起源。但是国债也是平衡收支的一种方式，平衡财政收支可以采用增加税收、增发通货或发行国债的办法。以上三种办法比较，增加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作法，固然是一种好办法但是增加税收有一定的限度，如果税赋过重，超过了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将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会影响今后的税收。增发通货是最方便的作法，但是此种办法是最不可取的，因为用增发通货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剧烈。在增税有困难，又不能增发通货的情况下，采用发行国债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还是一项可行的措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可以吸收单位和个人的闲置资金，帮助国家渡过财政困难时期。但是赤字国债的发行量一定要适度，否则也会造成严重的通货紧缩。国家要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为此需要大量的中长期资金，通过发行中长期国债，可以将一部分短期资金转化为中长期资金，用于建设国家的大型项目，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是陆裕光想要发行的国债方式这里边却是一点都没有，它既不是想要用于战争，也不是想要维持收支平衡，虽然和进行大规模的项目的建设有关系，但是他的根本目的却是让人们的钱不闲着，他手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项目拿着人们的钱去建设。
“各位，谁对今天的项目还有问题？”陆裕光又问道。
底下的人都没有了响声，于是陆裕光命令开始进行拍卖，这一次拍卖的工厂其实是陆裕光进行规划了的，基本上不会出现激烈竞争的情况，不过这里面却是有大厂有小厂，规模大的厂房甚至一家拿不下来，需要几家合力才能够拿下来，但是一些小的厂房却是地理位置不是很好，而且按照陆裕光的划分，如果有其他地方的人拍买下来山西的厂房，那么他们就需要派人去山西盯着这些工厂。
因此虽然这些工厂是拍卖的方式，但是竞争的并不是很激烈，其实陆裕光对这种情况也了解，不过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山西的工厂建到湖南。不过虽然有价格不高的但是却没有一家工厂是流拍的，因为大家都发现这些工厂对于这些市场来说应该是供小于求。最后基本上就是什么地方的人拿下了什么地方的工厂，当然这是说的那些小厂房，那些大厂房的地理位置比较好，而且交通方便，所以对于这些大工厂的争夺才是那些各地的商帮们重视的地方。
“好了，我们的工厂已经拍卖完了，下面就是我们打算修建的几条铁路，这些铁路将要按照几条线路进行拍卖，拍卖完之后，按照一定的年份让大家获得收益，然后就将这些铁路交还给政府，这些铁路的原料将要由刚才的几家大的钢厂进行提供，大家放心我们西南已经为大家培训出了将近十万的工人，虽然按照这些工厂的需求度来说这些工人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培训的。”这一次说话的并不是陆裕光而是工商部总长张謇。
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知州孙云锦。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在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前一段时间在陆裕光的邀请下，他出任工业部部长。
张謇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陆裕光之所以选择让他去当这个工商部总长并不是因为他的工厂赚钱，而是因为陆裕光觉得张謇事业救过的梦想很有用。光绪二十一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后来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光绪二十四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又在崇明久隆镇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而这所学校也是陆裕光最终选择张謇的原因，作为一个工商总长，只能够懂得商业是不行的，他还要重视未来的工商业发展和一个国家工商业的不断发展。
“啊？要拍卖铁路？”听到张謇的话之后，在座的人们都开始混乱了，毕竟这铁路可不比寻常呀，要知道这些年列强们都对中国的铁路虎视眈眈，所以对现在陆裕光说要拍卖铁路，他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要知道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垄断组织要求加快资本输出，重新分割世界，在这一背景下，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他们以做中国债主，夺取路权、矿权和开办工厂等方式，在中国投资，扩大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势力；与此同时，他们又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为了各自的利益，列强间出现激烈的争夺，以至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在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中，对铁路权的抢夺尤为激烈。
铁路事业是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发展起来的。铁路运输能够促进生产规模、原材料供应范围和产品销售市场的扩大，加速区域开发，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
19世纪中期列强来到中国后，限于条件，他们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轮船，但轮船运输业的局限性无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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