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建议，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指使，严加斥责。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清康乾时，对典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宗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勾结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搜刮，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摧残。
徽商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红顶商人胡雪岩，徽商由于同政治联系比较紧密，所以他们在对外上面却没有晋商团结。对于他们来说振兴徽商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能够让自己发财才是真谛，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商人经常互相搭台，而徽商却相互拆台的原因。
歙县汪家
“各位，这一次请大家过来的原因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汪家族长对这周围的几个人问道，他邀请的这几个都是徽商的大家族，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紧密的。
“我们吴家这一次也收到了他们发过来的邀请函，不过这一次我总觉得心里没底，虽然我对这个年轻人比较好奇，但是我却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这一次接收倪嗣冲的部队，听说光是杀掉***的降兵就有好几千人，我希望各位还是谨慎一点。”吴氏家族的族长说道，他和倪嗣冲的部队联系比较多，所以对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
“自从胡公和外国人商战失败之后，我们徽商就再也没有起来过，现在安徽的生意多数都是英国人给垄断起来了，这对于我们可是不利呀，在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年我们就要默默地消散了，而且现在据说江浙一带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式商人，他们的攻击性太强了，我怕最后我们会顶不住。”江氏家族的族长说道，他对这个情况很头疼，对于振兴徽商，他敢肯定这里面没有几个是真心的，但是对于把外国人挤出去，他还是很有兴趣的。
“你能确定这个陆裕光敢打英国人的主意？”朱氏家族的族长问道。
“我和西南的商人做过生意，他们那里基本上除了德国人在没有其他国家的人了，而且他们那里最难得的是德国人的生意基本上都需要找中国的代理公司，或者是当地的政府直接按照合理的价格购买了，然后再通过政府给卖出去，这样就避免了中国商人和德国商人的矛盾。我看说不定到时候他在安徽也来这么一招，这样我们就你不用发愁了。”鲍氏家族的人说道，其实他不知道，陆裕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压低价格。
“那好，我们就去见见这个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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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即将没落的商帮，这一次陆裕光还邀请了正红火的洞庭商帮，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到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翁篷，字文夫，号少山。世居东山。明代时，翁笾客于“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的清源，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数年经营，名声渐响，以至“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个贩布的商人，名声大到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见他商业上的成功。这样的朝廷名宦权臣竟为他这个商人作传，由此亦可见他当时的名声与影响了。与“翁百万”同时的还有一个许氏许冲宇，也是一个善于治产居积的大商人。当时东山有“言富者，必首称翁、许”之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翁百万，谢世以后，家产云散水流。后代人最后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来卖了。东山那座建于近代的雕刻大楼，在它的花园大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砖雕。砖雕上雕刻着一条造型颇为生动的云中之龙.一副祥瑞的样子。这块叫做“停云陇”的砖雕，乃是翁百万的墓上之物。昔日负责造雕刻楼的的东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个没什么根基的暴发户，于是将这块墓上之物买来送他，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闻，将不该用于宅院的坟墓之物，嵌于花园边墙，在这名冠江南的雕花楼旁贻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后裔衰落潦倒到将乃祖墓茔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却也使人感慨良多。翁许赀雄，席氏继兴。明代的席氏左右源为后世打下经商基业，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东山时，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已是以地方绅士代表的身份迎驾，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驾临东山竟是驻跸于他们席家的东园呢! 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荡，东西山人顿失经济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它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上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
席氏鼎盛时期的代表就是席正甫，1838年出生于苏州洞庭东山的一户大户人家。其父席品方去世后，家境衰落，1857年太平军战事发生后，席正甫从苏州来到上海，在同乡所设小钱庄当学徒。1860年他自开了一家钱庄，1866年当上了英商汇丰银行的跑街。1874年,席正甫代表汇丰银行买办王槐山与清政府商谈福建台湾海防借款事宜，最后，汇丰银行以比当时高得多的利息，借给清政府200万两10年期借款。这笔贷款的成功，开创了汇丰银行政治贷款的先例，将该行从财务窘境中解脱了出来，也使席正甫从此得势，既当上了汇丰银行买办，又受到清朝大臣李鸿章和左宗棠等的赏识。为了获得巨额贷款，他们争相拉拢席正甫，李鸿章还特意上书朝廷，替他保荐官职，席正甫接受了二品衔红顶花翎，又捐了道台一职。但他做官仅仅是为了抬高身价，并未赴京就任实职，他借与清廷的关系和汇丰银行买办的身份，左右逢源，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从1874~1890年，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款17笔，绝大多数是由席正甫一手经办，他由此得到了大量佣金，而汇丰银行通过席正甫的上下沟通，业务也蒸蒸日上，为此对他优渥有加。19世纪80年代，汇丰银行某大班在买办担保一事上与席正甫发生冲突，席正甫一气之下辞职，汇丰银行总行坚决不允，不仅专门来信挽留，还撤换了该名大班，使席正甫稳坐买办交椅长达30年之久。席正甫在长达数十年的买办生涯中聚集了大量财产，除投资经营金融业外，还在浦东、南京路、凤阳路一带购置了众多的房产。当时上海钱庄为了获得流动资金，常常向外商银行借款，再用这部分钱放高利贷，贷给大大小小的商号以获取利润，由于席正甫掌管了汇丰银行借款的签字盖章权，成为当时银钱业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几乎所有的钱庄都要求他加入股本，或聘用他介绍的人当助手。同时，席正甫广泛投资和银行业务有联系的钱业、银楼、典当、金号。1887年，席正甫与严兰卿合资开设了协升钱庄，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介绍亲友、熟人进入众多的外商银行，他的一些亲属还担任了洋行买办，致使席氏家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上海滩成为风云一时的买办世家。当时外商在上海开设的大小银行34家，其中17家由席氏家族担任买办，占据了上海金融界的重要位置，这在近代中国独一无二。
虽然现在席正甫去世了，但是现在掌管席家的是他的儿子席立功，他们在接到消息之后的反应和之前的那几个商帮完全不同，他在接到消息之后和山上帮的几个大家族里面的人一汇合，然后就决定启程去京城，毕竟他们这些经常接触外面事物的人要比其他人更加的敏感一些，因此他们能够判断出，陆裕光这一次邀请他们应该是一个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