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到第三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说明晋商确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商界劲旅。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同治十一二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这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气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光绪三十一年，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清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两。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宣统元年，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谁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英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光绪三十一年，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光绪三十二年，***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把争回矿权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面对山西人民轰轰烈烈的争回矿权运动，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另作打算，改为金钱讹诈。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分资本银，挪还票号。这使他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光绪二十九年，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于逐渐没落的山西商人来说，这一次陆裕光的邀请让他们有一些迷惑了，为了能够加快速度建设这个国家，陆裕光向各地的大商号都发出了通知，而他们晋商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都放下了以前的仇怨，开始在这个地方平遥商议事情了。
“各位东家，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是什么陷阱，这陆裕光的名声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但是他的部队来到我们祁县、太谷、平遥可没有像阎锡山那样勒索，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是一个奇迹，要知道这个陆裕光可是有很大的野心的，我们晋商之前之所以屡屡失败还不是因为国家比别人的弱，而后我们的实力有不足吗，这一次我们只要能够说不定可以凭借着陆裕光的锐气，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作为山西祁县乔家掌门人的乔映霞说道，他对于新政比较拥护，他奉信天主，仰慕西方文明。民国以后，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是拥护，并加入了同盟会。他在祁县积极倡导兴办教育，破除迷信，剪辫子、放足，且身体力行，亲自领人在乔家堡村改庙宇做学堂。民国二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城内赶庙会，他拉着狼狗，见人就剪辫子。九汲村的段步洋、赵富贵、范有元三人进城赶会，在城内碰上成义子，吓得躲进字号家，钻在栏柜底，还被拉出剪了辫子。因此他属于山西商人当中新派的代表。
“我们在这里议事又有什么用呢，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西南军队的强大，现在他们没有逼迫我们是给我们面子，如果我们不要这个面子，那到时候迎接我们的就是枪炮了，要知道一个小小的阎锡山就能让我们吃了一个大亏，更何况现在的陆裕光的呢，他现在占据整个国家，邀请的也不仅仅是我们晋商，我们又发什么愁呢，记好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十大商帮之首了。”这里边资格最老的祁县商人渠本翘说道，晋商从顶峰倒衰落他是一路走过来的，而且他还是官、商、绅三种关系的结合，所以他在山西商人中的威望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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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同时接到陆裕光的邀请函想要振兴的还有徽商，徽州与经济发达地区毗邻，境内有新安江直通杭州，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山货土特产品又极为丰富，有商品流通的物质基础。同时徽州山多田少，耕作三不赡一，山民不得不“远贾他乡”。“求食于四方”。且徽州商人有“徽骆驼”精神，外出经商常常数年不归，不辞山高路远，虽山陬海隅，孤村僻壤，以至海外，亦无不涉足。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人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徽商资本，开始虽多由小本经营致富，但也有官僚资本参杂其中。商人家属已成显宦，享受特权。明清都禁止官吏经商，但不禁止官僚家属。“增殖资本；或由其他官吏委托巨款，代为营运，分得润余。”明代以财富称雄的徽商，往往以钱财珍宝结纳权贵。商兴盛于明中叶以后，历时四百多年，清末民初，渐趋衰落，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改革“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改革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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