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弱于强争、暗者暗于变诈。”处在汉末这样一个推崇“人谋”的时代，刘璋明显是落伍了，失益州诚为“自然之理”〔1〕（卷31《刘二牧传》）。
二、刘璋治益州有成就：对于刘璋治益州，诸葛亮说：“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刘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1〕（卷35《诸葛亮传》注引《蜀记》）时人一般也认为：刘璋愚弱无威，“政令多阙”〔1〕（卷31《刘二牧传》）。因为益州在刘璋统治时期，刘璋专门信用东州人，不能团结益州土著。益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刘璋也始终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不但外来地主与土著地主之间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就是刘璋本人和他的高级官员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刘璋既没有充分的力量节制骄恣的诸将，也没有能力选拔或重用优秀人才〔2〕、〔3〕（P78－79）。笔者以为，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刘璋治益州并不象诸葛亮所说明那样无能、无功，如从经济发展角度言，其成就即不逊于刘备、诸葛亮治蜀。
如所周知，诸葛亮治蜀，益州连边远地区都得到开发，但蜀汉的经济整个说来并未上升，生产并未得到应有的发展。以人口为例，刘备章武元年（221年）有户二十万，男女口九十万，到刘禅炎兴元年（263年）灭于魏时，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如果这个数字大致可信，蜀汉四十余年中只增加了四万人，其中还可能包括被征服的一些落后部族，所以可以说蜀国的人口基本上没有增加，这足以反映出在蜀汉统治之下，益州社会经济的停滞状态。
又，蜀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首次北伐前夕，上《出师表》云：“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1〕（卷35《诸葛亮传》）。诸葛亮这样说，诚然有警醒后主刘禅要努力振作之意，但也足见益州已经不是“国富民强”之局面。在一条教令中，诸葛亮宣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蜀锦耳。”〔4〕（卷"815《布帛部》）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蜀汉国力比较强的时期。“益州疲惫”、“唯仰蜀锦耳”，此种经济状况，显然比刘璋治蜀时期有所倒退。诸葛亮在襄阳献“隆中对策”时，曾对刘备说益州“民殷国富”〔1〕（卷35《诸葛亮传》）。庞统也曾告诉刘备：“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1〕（卷37《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也就是说，刘璋治理益州的效果是当世公认的。这除了与汉末益州少遭遇战乱的破坏有关外，更是与刘璋治蜀分不开。且以刘璋用人论，《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在夺得益州后，大用益州俊才，“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用也，吴懿、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刘备所用的益州人才，其实基本上是原刘璋人才集团中的成员。特别是，刘璋所摈弃的彭羕，后来也被刘备所摈弃乃至诛杀。这说明刘璋在治蜀之时可以说还是比较能识人、用人的，对益州土著也曾努力的拉拢与团结。这应是刘璋统治时，益州政治得以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史籍中虽没有直接的史实来说明刘璋治蜀的业绩，但刘璋能稳定益州，发展益州，不能谓无能、无功。
退一步言，刘璋统治下的益州虽然也有一些内乱，但政局尚稳，国富民殷，说明刘璋还是有一定的政治才干的。刘璋还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考察刘璋的言行，时时都可窥测到他以民为念的思想。
撇开其它原因讲，
（一）迎刘备入川是基于保境安民。
（二）当郑度提出坚壁清野以抵御刘备军时，刘璋认为：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也。”〔1〕（卷37《法.正传》）可见，刘璋不纳郑度之策有不愿劳民的缘故。
（三）刘璋举成都而降刘备是基于不愿伤民。当成都尚兵精粮足、臣民表示愿坚守城池时，“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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