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1〕（卷31《刘二牧传》）就此而言，说刘璋“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是不符合刘璋统治益州的实际。宋人叶适云：“刘璋虽暗懦，然国富民盛，守之以恩，无所得罪也。”〔5〕（卷28《蜀志·刘璋》）清人王夫之直言，刘璋非“昏孱”〔6〕（卷9）。的确，刘璋诚然算不得明君，但也不能归于昏君之类，更算不上暴君，故刘备比拟夺益州为伐纣时，当即遭到其属下庞统的反驳〔1〕（卷37《庞统传》）。《三国志·刘二牧传》注引张璠言亦曰：“刘璋愚弱而守善言，其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为无道之主也。”回顾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其作《隆中对》时说“刘璋暗弱”，为的是树立刘备进攻益州的信心；在占领益州后，全面贬低刘璋治益州，则更多是为自己的严刑立威辩护。
三、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亮作《隆中对》称：刘璋所治益州，“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后来，在刘备图谋益州的过程中，刘璋手下有才干的官员如张松、法.正等果然积极策划迎接刘备入蜀；在刘备攻占益州的战斗中因抵抗不利投降或欲降的李严、费诗、许靖等人，他们或就是诸葛亮所谓的“思得明君”的“智能之士”。
但另一方面，还有更多的“智能之士”在支持拥护刘璋。
对于刘璋迎刘备入川，就有黄权、刘巴等一批“智能之士”表示反对。《三国志·黄权传》云：主簿黄权陈其厉害，“左将军（刘备）有骁名，今请到，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则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闭境，以待河清。”
又，《三国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刘）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更有甚者，王累自悬于城门死谏刘璋拒纳刘备。
此外，在刘备夺益州的军事进攻中，也有不少忠勇之士为刘璋而战。《三国志·王连传》载：“先主起事葭萌，进军来南，（王）连闭城不降。”刘璋巴郡太守严颜，抵抗失败被俘后，愿作断头将军〔1〕（36(《张飞传》)。又，三国志·先主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刘璋遣张任、刘!率精兵拒捍先主于涪，为先主所破，退与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于雁桥，战复败。禽任。先主闻任之忠勇，令军降之，任厉声曰：‘老臣终不复事二主矣。’乃杀之，先主叹惜焉”。即使是到了成都被围，刘璋处于最困难的时刻，全城军民也纷纷表示坚决抵抗。刘璋举成都投降之时，军民咸流泪。这些都足以说明刘璋在益州有深厚民众基础，深得民众拥护，决不是众叛亲离的独.夫民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蜀人心目中，刘璋未必不是“明君”。
正因为如此，尽管刘备处心积虑，竭尽全力，占领益州还是费了不少周折，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如雒城之役，耗时一年，折损军师中郎将庞统，才艰难取胜。另外，据史籍记载，建安十六年刘备应刘璋之邀入川后，积极争取蜀地民心。《三国志·庞统传》称：“益州牧（刘璋）与先主会涪，统进策曰：‘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从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
此后，刘备“厚树恩德，以收众心”〔1〕（卷32《先主传》）。刘备不敢也不能遽取刘璋，反而需花费较长时间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这除了说明刘备的“帝室之胄”的旗号在真正的“帝室之胄”刘璋面前黯然失色和刘备的处事谨慎之外，更足以说明刘璋并未失去蜀地民众的支持。
总之，诸葛亮所谓“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并不符合刘璋所治益州人情实际，毕竟刘璋治益州尚得人心。刘璋治理益州并不是“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而是有一定的“民本”的思想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刘璋失益州，也不是因为他昏庸无道，益州人民反对他的统治，而主要是处在东汉末年群雄相竞的时代，刘璋军事才能一般，拙于“人谋”，不识天下形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刘璋可谓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凡人”。诸葛亮对刘璋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甚至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