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璋，字季玉，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所治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其活动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末三国政治。
迄今为止，学界尚无讨论刘璋的专文。
人们对刘璋的评价，基本定于诸葛亮《隆中对》所云：“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刘璋遂庶几成为昏庸无能的象征。一、刘璋失益州失于“人谋”：东汉末年，天下纷乱。刘璋所处益州，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足以自守，甚至可以成就霸业。然而，刘璋在保守益州的过程中不能有所作为，在外来的刘备面前反主为客，处处被动，处处被欺，最终将益州拱手让人。其原因何在？
与汉末群雄相较，刘璋“暗弱”、“不武”〔1〕（卷32《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主要表现在：（一）不识益州兵要地理形势，不能努力修好汉中的张鲁，丧失了益州北面屏障，使益州处于外敌威胁之下。（二）缺乏重大军事斗争的心理素质。尽管拥有益州这块“风水宝地”，刘璋却极端地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对抗并不比其强大的张鲁，要拉曹操作为援手；当曹操对自己产生威胁时，又拉刘备来帮忙，使得刘备顺利入川。（三）缺乏足够的军事才能。刘璋在认识到刘备入川的险恶用心、怒斩张松之后，虽迅速组织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来对抗刘备，却均以失败告终。《三国志·法.正传》载：当刘备争夺益州之初，“郑度说璋曰：‘左将军县军袭我，兵不满万，士众未附，野谷是资，军无辎重。其计莫若尽驱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仓廪野谷，一皆烧除，高垒深沟，静以待之。彼至，请战，勿许，久无所资，不过百日，必将自走，走而击之，则必禽耳。”郑度之计可谓是抵御刘备的良策，但刘璋不能用，反而把郑度罢黜。郑度的遭遇，除了表明刘璋听不进忠言外，更主要的是表明刘璋“才非人雄”，缺乏军事头脑，不是枭雄刘备的对手。其实，刘璋并非毫无军事才能，在他统治益州的时期里，曾平定益州豪族大姓的数次大规模的叛乱，即是明证。导致时人视刘璋“暗弱”、“不武”的原因，除了刘璋为人“宽柔”“温仁”性格懦弱外〔1〕（卷31《刘二牧传》及注引《英雄纪》），更与其身处推崇“人谋”的乱世之秋却不努力“人谋”有密切关系。突出表现是，刘璋立志不远，只图自保一州。保据益州，坐观天下，是刘璋之父刘焉定下的方针。《三国志·刘二牧传》载：“焉睹（汉）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恰好益州动荡，朝廷以刘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刘焉入益州后，以南阳三辅流人数万家为主组成东州兵，平定益州动乱，诛杀益州豪强，建立割据政权，便不复顾益州之外的天下形势。注引《英雄记》：刘焉起兵，不与天下讨董卓，保州自守。”这无疑限制了自己的发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中评论曰：“焉虽受命作牧，而汉之危亡，风波百沸，焉勿问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肖事也。”刘焉死后，继任益州牧的刘璋基本遵循其父“坐保”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坐保”有它的合理性，如可以避免自身力量在纷争之中作无谓的消耗。然而，在汉末割据兼并的时代，满足于“自保”，没有远大的目标与积极的行动，最终只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公孙瓒、刘表等军阀就是典型的例子，相反的例子则有曹操统一北方、孙权鼎立江东等。刘璋的“坐保”，导致了他行动的保守和落后，黯于天下大势。当刘备处心竭虑谋夺益州时，刘璋还茫然不知，反而开门揖盗，最终葬送基业。可以说，刘璋失益州在一定意义上是失于“人谋”。《后汉书·刘焉传》论曰：“璋能闭隘养力，守案先图，尚可与时推移，而遽输利器，静受流斥，所谓羊质虎皮，见豹则恐，吁哉。”的确，天下大势不容刘璋闭隘蓄力，然益州民富强，土地险阻，如发挥“人谋”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进取，保守偏安一隅也未必无此可能。可是，刘璋暗于天下大势，不知权谋。王夫之《读通鉴论》卷9称：“论者曰：‘刘璋暗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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