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由现金支付，也可以是果实的一部分或者出租人参与收益分配。”表示了法定孳息和天然孳息是可融通甚至于可聚合的，这就有利于精细化管理。这种规定好象是多余的，其实不然。一些当事人一般都懂得现金支付、出租人参与收益分配或者选择天然孳息的好处和可行性选择。但有的人动辄拿“法无明文规定”来说事，法律这么一规定，大家都无话可说的了。
第五，法定孳息的意定成分很小，这与天然孳息是有很大区别的。物权法第116条表面上似乎是法定孳息意定成分很大、天然法定孳息意定成分很小，其实不然。所谓法定孳息，固名思义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的孳息，至于当事人的约定也只能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约定，如利率的大小、赔率的大小等有个封顶的规定。但是，用益物权人的天然孳息肯定也是需要约定，虽然本条款没有规定。用益物权人的天然孳息，实际上是种植业、养殖业的增值利益。用益物权人租赁所有权人的土地或者农业机械、牲畜等，有的是以货币支付租金的，有的是以实物支付租金的，而且这些方面法律规定的不多，即使是规定的也没有法定孳息规定的那么死，因此上，意定的成分就更大了。
天然孳息是物权法范畴，法定孳息是债权法范畴，债权法之法定因素总归比物权法之法定因素要多一些。
第六，法定孳息的诉讼时效是一年。如民法通则第136条所示。
二、法定孳息的归属
1.所有权型法定孳息的归属
所有权型法定孳息的归属，指所有权人成为债权人后，按照一般的交易规则，利息应由债权人取得，租金应由出租人取得，并以一定的对价和货币表现形式作为诚信的标志与杠杆的作用。按照本条款的规定，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
所有权型法定孳息的归属，在普通物权关系和普通法锁关系融合过程中，既适用于“所有权中心论”、又适用于“债权中心论”的法律关系，属于物权清晰又有强势的法定孳息的归属。
表面上尽管称之为“法定孳息”，而当事人意思自治主义仍然起关键作用。从内涵上说，“法定孳息”不取决于是否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合同约定，而取决于法律规定的利息、租金的度量以及债权债务关系的规范与调整。如银行、基金公司及其他单位与私人放高利贷，是受法律禁止的，否则就不是法定孳息；所有权人出租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出租汽车、生产工具、日常工作与生活用品等动产，所收取的租金价钱不能高得离谱，否则就不是法定孳息。
早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制定了很多关于“法定孳息”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1924年1月2日国民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将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理念贯穿其中。孙中山在此后之三民主义演讲中，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继承了太平天国空想社会主义的铱钵。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决定，应当规定最高租额。同年10月，《关于本党最近政纲决议案》规定，减轻佃农25%%uff08即二五减租）；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率不超过20%%u3002《中华民国民法》第845条规定，永佃权人因不可抗力致其收益减少或者全无者，得请求减少或者免除佃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民主政权，先后颁布了多个打田豪分田地的“土地法”和“政治决议案”，由于广大的贫农、中农、下中农分得了相当的土地，基本上抵制了农用土地剥削制度，比国民党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更进了一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由共产党控制的八路军、新四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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