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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古今所有的皇帝一样，万历皇帝特别喜欢别人对他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特别喜欢像高力士，和绅一样的奸佞小人，但他不像一般的明君，绝不是像乾隆皇帝一样的英明，他不会分辨忠奸，对臣子的意见不是从谏如流，从骨子里不喜欢听批评意见，只要是反对意见都是无毒蛇猛兽，一概拒绝，在他亲政之初，他的地位还不稳定，不断的坐着各种梦想，想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壮心不已，这时的阁臣还敢提出不同意见，他也能接受，看來明君和昏君的区分就在于能不能听从别人的意见和建议，能不能区分忠奸，善于用人像清朝的乾隆皇帝即喜欢和绅，每日和他一起歌舞升平，也不忘任用刘庸，纪晓岚等一大批能臣忠臣，不忘国家大事，不忘人民的甘苦，兢兢业业的为江山社稷而努力工作，万历皇帝如果能够一直像年轻时的那样，以治邦兴国为己任，认证听取各方卖面的意见，沒有后來的怠政或许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大明朝的历史也许会得到改写，然而，本來应该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却改了方向，实在令人惋惜。
按明朝制度：内阁的职责是“票拟”和“封驳”，所谓“票拟”就是在奏章上草拟内阁的处理意见，向皇帝提出建议，供皇上决策时参考；“封驳”就是对皇上下发到内阁的批示，可以提出反驳意见，也就是在法律上给内阁权力，对皇帝的决议负有反驳的权力，如万历帝册立皇太子一事，夜里二更下诏，阁臣沈一贯认为不妥，加以封驳，说“（臣）万死不敢奉诏”，提出了一大堆反驳意见，万历皇帝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但是，自从惩治张居正后，神宗皇帝不再想听大臣们的意见了，内阁大臣的这个权力多为萎缩，：“票拟”多被“留中”：“封驳”则多不敢为，白色恐怖越來越重，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因为万历皇帝喜欢的是只会顺情说好话的奴才，不喜欢直臣，久而久之，奸佞小人就围在他身边，特别是宦官，亲小人而远君子，神宗皇帝威严在得到极大的满足的同时，也滑向昏晕的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了。
第二、宦官肆虐。
明初朱元璋令镌铁牌于宫门：“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永乐帝在靖难之役时，由于宦官为他立了大功，此后重用宦官，开了历史的先河，遂为明朝埋下后來宦官干政的祸根，万历帝长期不理朝政，见不着大臣，上來的奏章又不批，也就听不到大臣的声音，对国情民意一无所知，他的意旨就只能通过太监传达，皇帝越來越倚重太监，太监的权力因此越來越重，万历帝派遣太监作税监到大邑、矿监到矿山、盐监到两淮、珠监到广东等，四处出击，替他聚敛钱财，以供享乐，正是由于皇帝的纵容和依赖，太监的权力急剧膨胀，太监的危害日益严重，大学士、首辅朱赓沉痛地说：“今日政权不由内阁，尽移于司礼！”（《明史?朱赓传》）。虽然在他这一朝，涌现出冯保，张诚，张鲸、陈增等一些有名的太监，但太监们还沒有构成大害，沒有对江山社稷构成威胁，但神宗留下这个传统，太监的实力越來越盛，这就为后來天启朝司礼监大太监魏忠贤专政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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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益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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