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道德伦理，说道德心是社会进步的根本，我们的政府呼唤和谐社会，我们的党开始保鲜，然而我认为，归根到底，是信仰问題，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找不到精神寄托，找不到偶像，社会价值体系混乱，而且继续混乱，毫无好转的迹象，这样下去，中国现存的社会问題只会愈演愈烈，任何针对某一方面的应急措施，法制也好，股改也好，医改也好，都只能补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善。
那么，中国的主流文化从何而來，复古与西化之争，自鸦片战争以來就沒有停止过，完全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的，行不通的，西化吗？全球化的趋势毋庸置疑，西方文明的强大与先进，我们在炮火中领教了，也在和平中享受了，然而科技的战车到底驶向何方，丹布朗在畅销小说《天使与魔鬼》中再一次提出了这个掷地有声，然而，至今无解的问題，复古吗？古老的东方智慧带给我们一整套完整的价值体系，能还给我们心灵的平静，然而，那套东西是封闭的，无法应对今天的全球化大潮，在复旦学生的质问面前，成熟、睿智、博学如李敖者，尚且沒有答案。
而现今的年轻人，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头脑和心灵去作出判断，在多元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摸索着前进，有人成为愤青，有人忿而别国，大多数人，则选择了被这个社会同化，也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具备同时历史和现实的智慧，既高瞻远瞩，又用务实的方法來逐步解决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題，而这些人，够吗？与美国、日本的青年精英相比，他们足够优秀吗？我们大多数人，又到底何去何从呢?从这个意义上讲，鸦片战争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炮响所提出的问題，我们号称伟大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了一个多世纪，还沒有解决，无论经济如何富足，军事如何强盛，科技如何发达，精神和文化的空虚都使我们无力去标榜一个盛世的存在。
写到现在，疑惑依然，虽不敢如孔子那般“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我相信“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因此，以梁启超写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的最后一部分为结尾，那年，他27岁，在时局艰辛如清末，他的脊梁实在是很挺拔。
“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來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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