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的这种事情写在史册上，作为前车之鉴，成为万世不能重犯之法。玄宗听罢，情绪久久不能平静，说道：“此事诚可谓是刻肌铭骨之事啊!”第二天，就正式任命姚崇为宰相。
姚崇是唐王朝的一个忠臣，也是一个头脑清醒、注重实际、怀有理想的封建政治家，在他看来，唐朝要振兴，就必须清除掉那些多年积存下来的流弊，这样国家繁荣才有希望。
唐朝佛教盛行，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到处扩寺建院，更有甚者，私造寺庙。一些富户强丁，纷纷出家，以逃避赋役。作为宰相，姚崇坚决反对。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提出：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主要是要心怀慈悲，做事有利于百姓。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
姚崇不仅文武双全，才智过人，赤心忠胆，敢言直谏，精通吏道，倡廉自廉，而且关心百姓疾苦。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玄宗赞赏，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是是非不容易的，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姚崇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三件事：一是要他们自己知止、知足。二是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免得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以至互相争夺起来，受人讥笑与谴责。三是嘱咐子孙：厚葬无益，甚至招祸，四是要求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以他为范，好好做人，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