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昌明，同样淋漓展现于翰墨丹青之间。太宗皇帝雅好书法，推崇王羲之，遗风所及，至“仪凤”年间，书学大兴。朝廷设“书学博士”，国子监有“书学”，科举虽不直接以书法定高下，然“楷法遒美”乃仕进之基本素养，亦是文人风雅之重要标识。
当世书家，首推任职秘书省的欧阳询之子欧阳通（延续家学，严谨险劲），以及以楷书端庄秀丽、行书流畅自然见称的薛稷。然更有新一代书家，在继承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及欧、虞（世南）精髓的基础上，开始尝试融入更多个人性情与时代气息。弘文馆一位年轻的校书郎，私下练习一种笔力更加雄健、结体稍显宽博的新楷体，虽未成名，却已显露出变革的端倪。而武则天本人，在推行“则天文字”的过程中，亦对书法形态提出新的要求，强调“端正中含灵动，威仪中见气象”，无形中影响着官方书风的走向。
绘画之盛，尤甚于书法。人物画继承顾恺之、阎立本以来的优良传统，技法愈加纯熟。宫廷画师为皇帝、天后、功臣绘制的“御容”、“勋臣图”愈发传神。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山水画与世俗风情画的兴起。
去岁，一位自江南游历归来的画师，向天后进献了一幅长达数尺的《江南春晓图》手卷。画卷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青绿设色，描绘了自金陵至杭州的千里江山，烟波浩渺，峰峦叠翠，舟楫往来，屋舍俨然，其间穿插士人雅集、渔樵耕读，将江南的富庶、秀美与生机展现得淋漓尽致。武则天观后大悦，厚赏画师，并命其参与绘制洛阳上阳宫新殿的壁画。此举极大鼓励了山水画的创作。
世俗风情画则更贴近市井生活。东西两市的“画肆”中，常见描绘商旅贸易、百工劳作、节庆游艺、甚至海外蕃商形象的画作，虽不登大雅之堂，却生动记录了时代的繁华风貌。更有匠人将流行诗篇意境绘成画作，诗画相配，悬于厅堂，成为文人雅士的新风尚。
三、 音律舞蹈：胡汉交融，盛世清音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帝国的开放与强盛，在音乐舞蹈上得到了最直观、最炫目的体现。太常寺辖下的“大乐署”、“鼓吹署”，不仅整理、演奏华夏古乐雅音，更广泛吸收来自西域、天竺、高丽、乃至更遥远国度的音乐舞蹈元素，经过融合改造，形成绚丽多彩的“燕乐”（宴乐）体系。
宫中每逢大典或盛宴，乐舞规模空前。编钟、编磬、琴、瑟、筝、琵琶、筚篥、横笛、羯鼓……数十种乐器合奏，声震屋瓦。舞者或身着宽袖长袍，演绎《秦王破阵乐》的雄武；或身披霓裳羽衣，表现《霓裳羽衣曲》的缥缈（此曲原型或雏形可能已出现）；更有那来自西域的“胡旋舞”，舞者急转如风，令人目眩神摇；“柘枝舞”则刚健明快，充满异域风情。
这些宫廷乐舞并非深锁宫闱，其简化版本或流行曲调，常通过教坊、乐工流传至民间。洛阳、长安的“歌楼”、“舞榭”，常有擅长胡旋、柘枝的舞姬表演，观者如堵。富贵人家宴饮，亦常召“散乐”（民间乐舞杂耍班子）助兴。街头卖艺的胡人乐师，吹奏着唢呐（当时称“琐呐”或“苏尔奈”，已传入），弹拨着曲项琵琶，引来孩童围观。音乐，成为沟通宫廷与市井、华夷的重要纽带，烘托出一派“四海一家，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四、 百工技艺：格物致用，匠心独运
“万年策”对“技”的推崇与“劝工令”的激励，使得这个时代的工艺美术，在实用性、观赏性与创新性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不仅是文化的装饰，更是国力与民生的直接体现。
丝绸：江南的“缭绫”、蜀中的“陵阳公样”锦、河北的“罗”，织造技术愈发精湛，纹样设计融合传统吉祥图案与西域、波斯乃至天竺的装饰元素，富丽堂皇，巧夺天工。宫中尚衣局为天后制作的新礼服，采用“缂丝”与“刺绣”结合工艺，以金线、乌银线、孔雀羽线等，织绣出日月山河、龙凤祥云、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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