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凤二年，冬至。 当“四海无饥馁”的丰饶实感，如同厚实的温床，托举起帝国的万千生民；当“日月当空”的政体经礼制革新的反复论辩而愈显稳固；当“万年策”的蓝图于朝堂引发深思与期盼——一种更为精微、更为灿烂、也更为磅礴的力量，自这前所未有的盛世沃土中蓬勃而出，沛然莫御。这便是文化的力量，是文明在物质丰足、思想激荡、制度革新之际，自然绽放出的、最绚丽夺目的精神之花。诗歌、书画、音律、舞蹈、百工技艺、乃至思想学术，皆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共同奏响一曲名为“盛唐”的、震古烁今的辉煌乐章。后人回望，或称之为“仪凤文华”，或视作整个大唐文化巅峰的前奏与缩影，其光华璀璨，气韵之盛，确已臻乎“煌煌”之境。
一、 诗坛：星汉灿烂，气象万千
如果说帝国的骨骼是强兵与富国，那么诗歌便是这个时代最鲜活、最自由的灵魂脉搏。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制度，经“通才茂异科”的补充与调整，非但未衰，反而因取士面拓宽、对“时务”的强调，激发了更为多元、更具现实关怀的创作。两京官署、州郡幕府、山林田园、边塞军镇，无处不有吟咏之声。而“贞观之风复振”的民间共识与“万年策”对教化的倡导，更使得诗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雅事，而渐有“谣谚皆可入诗，闾巷亦有清音”的普及之势。
洛阳“集贤殿”与“崇贤馆”，成为诗坛风云际会的核心。每逢旬休，馆阁学士、新科进士、乃至慕名而来的地方才子，常聚于此，分题限韵，唱和竞艺。诗风既有对前朝“上官体”绮丽余韵的继承与突破，更涌现出一股刚健清新、关注现实、意境开阔的新气象。
这日，馆中正举行“咏史怀古”诗会。一位来自蜀中、年方弱冠便以《长安古意》等诗名动两京的年轻诗人卢照邻（此处时间线稍作调整），即席赋得《长安古意》新篇一节，其词曰：“……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讵相识？借问吹箫向紫烟，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辞藻华美，情思婉转，于繁华中暗寓人世沧桑，引来一片赞叹。
座中另一位稍长几岁、游历颇广、诗风雄浑慷慨的诗人骆宾王，则击节高歌其新作《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句铿锵，充满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与对边塞风貌的生动描绘，令人血脉贲张。有刚从灵州归来的文吏听后感慨：“此诗真得塞上三昧！英王殿下镇守灵州，将士用命，正是此等气象！”
更有那出身寒微、因“通才茂异科”“明算”入仕，却酷爱诗赋的年轻官员杜审言（杜甫祖父，时代稍作调整），以精工律体，咏叹“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明丽，或抒发“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的乐观，其诗对仗工稳，意境新颖，显示着律诗这一形式的日益成熟。
而民间，诗歌亦以更质朴的方式流传。洛阳街头，顽童拍手传唱：“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这是朝廷新编、于“三教同风堂”讲授的《诗经》篇章，配以简单曲调，教化童蒙。市井酒肆，则有游吟诗人或自弹自唱，或说书夹叙，将狄仁杰、杜景俭等当朝能臣的事迹，编成朗朗上口的叙事诗篇，百姓听得如痴如醉。边塞军镇，戍卒也常用粗犷的调子，歌唱“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悲壮与豪迈（此处化用后世王昌龄诗，意指此类边塞诗已开始流行）。
诗坛的繁荣，不仅在于个体的才华闪耀，更在于一种昂扬自信、包容开放、关怀现实的整体时代精神灌注其中。无论是宫廷的雅集，还是市井的传唱，无论是锦绣河山的描绘，还是边关铁血的抒写，都跳动着这个盛世强劲而多元的脉搏。
二、 书画：丹青妙笔，翰墨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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