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点出了“曌”字的核心象征（日月当空，映射武则天之名“曌”同“照”，亦暗合“日月当空”的政治现实），也将其与“天象”、“圣德”挂钩，赋予其神圣合法性。
武则天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神色，但随即问道：“九郎以为，推行此等新字，利弊如何？”
李瑾沉吟片刻，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话至关重要。他既不能简单反对，挫伤姐姐的权威与雄心，也不能盲目赞同，忽视此举可能带来的巨大阻力与实际弊端。他必须找到一个既能支持、又能引导、将风险降至最低的切入点。
“利，显而易见。”李瑾缓缓道，“文字维新，可昭示新朝新气象，可统一思想教化，可使万民耳目一新，感沐天恩。 尤其如‘曌’、‘圀’等字，形义俱佳，用于朝廷典诰、年号、印玺、碑铭，确能增其威仪。此乃文治之功，可载史册。”
他话锋一转：“然，弊亦需深思。其一，推行之难。 文字乃亿兆生民日用之物，骤然更改，纵是常用之字，要使天下读书人、胥吏、乃至稍通文墨者尽皆熟习、书写，非十年之功不可。其间必生混乱，公文错讹，讼狱歧义，在所难免。其二，成本之巨。 官府文书、典籍刊刻、官学教材、钱币铸造，乃至民间契约、碑碣，凡有文字处，皆需更改。所费钱粮人力，不可计数。其三，阻力之大。 文字传承，关乎文脉，士林之中，守旧者众。彼等或讥为‘标新立异’，或斥为‘变乱祖制’，恐生谤议，有损清议。其四，” 他看了一眼武则天，语气加重，“后世评价，或未可知。 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乃因开天地之秘。后世君王，若大规模更易文字，功过是非，恐非当代可定论。需慎之又慎。”
李瑾这番话，条分缕析，既肯定了“造字”的政治与文化象征意义，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其巨大的实际操作困难、经济成本、政治阻力与历史风险。殿中几位文臣暗暗点头，相王所虑，正是他们心中所想却不敢明言者。
武则天听罢，神色不变，显然这些顾虑她早已思量过。她淡淡道：“九郎所虑，皆是实情。然，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 若因畏惧艰难、吝惜钱粮、顾忌人言，便不敢革故鼎新，则文明何以进步？盛世何以长存？” 她站起身，走到那“曌”字前，伸出纤长的手指，凌空描摹着那“日”、“月”、“空”组合的笔画，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与傲然：
“朕意已决。新字，必行。然，可如九郎所言，循序渐进，抓大放小。 其一，新字不行于全部，而择其要者。 首批颁行，以年号、尊号、官称、重要典章、皇家印信、钱币等为首，如‘仪凤’之‘凤’（可考虑新体）、‘天后’之称、‘圣神’之号，及‘国’、‘臣’、‘人’、‘生’、‘年’、‘月’、‘日’、‘星’、‘载’、‘初’、‘授’、‘证’、‘天’、‘地’、‘日’、‘月’、‘圣’等关乎天命、皇权、教化、时序之关键字，约一二十字足矣。 其二，新旧并行，以新为尊。 官府文书、科举考试、朝廷典仪，必须使用新定字形；民间书写、私人著述，暂不强求，但鼓励使用。给予十年过渡之期，逐步更替。其三，编纂《新字正韵》， 由弘文馆、秘书监主持，详定新字之形、音、义，及与旧字对应关系，颁行天下官学，并于‘三教同风堂’宣讲， 使民知晓。其四，严令禁止民间讥讽、诋毁新字， 违者以‘非议制书’论处。其五，相王总领其事， 会同礼部、吏部、户部、将作监、少府监等有司，拟定详细推行条陈，务必稳妥，减少纷扰。”
这一番安排，显是经过深思熟虑，既有决断，也有策略。抓关键、限范围、给缓冲、编工具、控舆论、派重臣，几乎考虑了李瑾提出的所有主要困难，并给出了应对方案。尤其是让李瑾“总领其事”，更是高明——既是对弟弟的绝对信任，也是将可能的技术性难题和部分阻力，交由最具能力与威望的李瑾去化解；同时，将李瑾与自己更紧密地绑在这项“文治标志工程”上，使其成为共同的“政绩”。
李瑾心中暗叹，姐姐的政治手腕，已臻化境。她知道此事必行，也知阻力巨大，便用这种方式，将自己也拉上“战车”，共同承担风险与荣誉。他无法拒绝，也不能拒绝。这不仅关乎姐弟信任，更关乎“万年策”的推行——若在“造字”这件彰显权威、象征“文治”的大事上他置身事外或态度暧昧，将严重影响他在推行其他更实质改革时的权威与信用。
“臣，领旨。”李瑾躬身，声音沉稳，“必当竭尽全力，使新字推行，井然有序，上彰圣德，下利文教。”
武则天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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