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对最亲近、最得力臂助的嘉许与信赖。“有九郎在，朕无忧矣。具体字形审定，还需与诸位学士细细推敲。记住，新字之要，在于形正、义明、气壮。 要让人一见，便知是我大唐气象，是我‘仪凤’新朝之文华！”
接下来的日子里，紫微宫侧殿的一间精舍，成了“新字审定”的核心场所。李瑾会同李敬玄、秘书监、弘文馆的饱学之士，以及被特意召来的几位当世书法大家、金石学家，对武则天初步拟定的数十个新字，进行反复的讨论、修改、审定。过程异常激烈，充满了学理与政治的碰撞。
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那个“曌”字本身。有学者从文字学角度，认为“日”、“月”、“空”组合，虽寓意鲜明，但结构略显繁复，且“空”字置于下，是否妥帖？更有人私下担忧，此字过于直白地象征“日月当空”，会否刺激那些对“女主”仍有心结的士人？李瑾力排众议，坚持此字“形神兼备，气象万千，非此字不足以明天后圣德，亦不足以为新字之表率。” 他亲自调整了笔画间的疏密与气势，使其在庄严中透出灵动，最终定型。此字，被定为武则天新的“尊号用字”之一，并准备用于即将铸造的“仪凤通宝”新钱币背面。
“圀”字也几经修改，最终定形为“囗”中加“八方”环绕一“王”（或“主”）的变体，象征“八方辐辏，共主中华”，比最初的设想更具向心力与权威感。
“𫍽”（臣）字，则强调了“臣”对“君”的躬身与拱卫形态。
“𡈼”（人）字，被赋予更挺立、更尊严的造型，寓意“顶天立地，万物之灵”。
“𡈽”（生）字，则突出了生命的蓬勃与向上。
每一个字的审定，都不仅是学术讨论，更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塑造与确认。李瑾在其中，既要坚持文字本身的美感与逻辑，又要确保其符合武则天的政治意图，还要调和各方学者的意见，其辛劳与压力，可想而知。
仪凤二年，五月壬午。 酝酿已久的《颁行新字制》正式颁布天下。制书以典雅的骈文写成，阐述了“文字损益，与时俱新”的道理，列举了“天垂象”、“地呈符”、“人献瑞”等诸多“祥兆”，论证了新字“上应天命，下合人情”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首批颁行的新字，共计十八个，包括“曌”、“圀”、“𫍽”、“𡈼”、“𡈽”、“𡈿”（年）、“𡉀”（月）、“𡉁”（日）、“𡉂”（星）、“𡉃”（载）、“𡉄”（初）、“𡉅”（授）、“𡉆”（证）、“𡉇”（天）、“𡉈”（地）、“圣”、“君”、“后”等。制书规定，此十八字为“正体”，即刻起用于“制、敕、表、奏、及诸司公文、州县案牍、科举程文、官方碑铭、钱币印信”等一切官方文书与典仪。给予民间十年过渡期，鼓励使用。同时，命弘文馆、国子监即刻以新字刊印《新字正韵》及部分经史教材，颁行官学。命将作监、少府监，依新字式样，铸造“仪凤通宝”新钱，镌刻新的官印、碑额。
诏书一出，天下震动。洛阳、长安两京，率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换字”运动。官府文吏们手忙脚乱地学习、誊写新字；将作监、少府监的工匠连夜赶制新钱模、新印玺；国子监的学生们捧着新鲜出炉的《新字正韵》，好奇又认真地临摹；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好奇者有之，赞叹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朝堂之上，表面上一片恭顺领旨之声，然私下的波澜，却从未停歇。一些老派文臣，对着那陌生的字形摇头叹息；一些野心勃勃的官员，则开始钻研如何在新字上做出文章，讨好上意。
武则天站在紫微宫的高台上，俯瞰着脚下正在因她的意志而悄然改变文字面貌的洛阳城，心中充满了创造者与主宰者的快意。她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这十八个新字，如同十八颗种子，已撒入帝国文化的土壤。它们将随着政令、钱币、碑刻、书籍，流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嵌入时间的长河，成为这个时代、也是她武则天，独一无二、不可磨灭的印记。
李瑾立于姐姐身后半步，望着她挺直而孤傲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他知道，自己又一次被推到了历史潮头。这“造字”之举，是姐姐权威的巅峰彰显，也是一场充满风险的政治与文化豪赌。他能做的，便是握紧舵轮，尽力让这艘因增添了新符号而略显陌生的帝国巨轮，继续沿着正确的航道，平稳前行。至于后世史笔如何评价这“则天文字”，是誉之为“文明创举”，还是毁之为“女主标异”，已非他所能左右。他只需对得起眼前这份沉重的托付，对得起这亲手参与开创的、波澜壮阔的时代。
春风拂过宫阙，带来远处市井隐约的喧嚣。新字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