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立柱、精致的斗拱、雕刻着回纹的栏杆，无一不彰显着浓郁的中国古典建筑韵味。
然而，其严谨对称的平面布局、高大的玻璃窗、以及内部隐约可见的、采用新式结构营造出的开阔空间，又流露出鲜明的现代气息。
这座于1931年才宣告落成的建筑，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图书馆，如同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镶嵌在古老的北平城。
林怀安曾听国文老师提起过，这座图书馆的设计者是一位名叫莫律兰的丹麦建筑师。这位外国匠师，竟能如此精妙地将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庄严形式与现代图书馆的功能需求结合起来，创造出这般既具民族特色又不失时代精神的杰作，实在令人叹服。
老师还说，莫律兰并非独自来华，他早在1920年代中期，就与同胞埃里克·尼霍尔姆合伙，在北平开设了名为“莫律兰工程司行”的建筑事务所。
除了这座图书馆，北平城内著名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多处校舍建筑，也都有他们事务所参与设计或建设的痕迹。
这些由外国建筑师主导、融合中西风格的新式建筑，与紫禁城、四合院一起，构成了1930年代北平独特而多元的城市天际线。
此时，图书馆主体建筑虽已屹立，但周围仍有脚手架尚未完全拆除，一些工人正忙碌地进进出出，搬运着木料、砖石和书籍。
敞开的窗户里，也能看到有人在整理高大的书架。
显然，这座宏大的文化殿堂，在落成两年后，其浩繁的内部装修和近百万册珍贵古籍的搬迁、编目、上架工作，仍在紧张而持续地进行着。
据说，其珍藏的宋元明善本、敦煌遗书、《永乐大典》残卷等，都是国宝级的文献，每一本的搬迁都需慎之又慎。
这缓慢而坚实的进度，与城外日益紧迫的时局，形成一种微妙而令人心绪复杂的对照。
人力车驶过图书馆前开阔的广场，继续向东。
那巍峨的绿色琉璃瓦顶渐渐被路边的树木和后面的街巷建筑所遮挡，但那份沉静、庄严的文化气息，似乎还萦绕在空气中。
林怀安收回目光，心中那因噩梦而起的波澜，似乎也被这宏伟建筑的沉静气度稍稍抚平了些。
无论外界如何风雨飘摇，知识的殿堂依然在这里默默建造、充实，这是一种无声的坚持。
黄昏时分，人力车停在了教育部街林宅的门口。
这是一座小巧但规整的单进四合院，青砖灰瓦，黑漆大门，门楣上没什么华丽的装饰，只嵌着一块小小的、刻着“林寓”二字的青石门匾，透着户主谨慎务实、不事张扬的家风。
这是林怀安的祖父——海淀镇上那位教了一辈子私塾、深信“学而优则仕”的老秀才——用毕生积蓄加上变卖了两亩祖传水田的钱，在十多年前特意为儿子置办的产业。
那时候，林崇文刚在北平城里扎下根。
他走的是当时许多家境尚可、有志仕途的青年选择的道路：1912年，趁着“壬子癸丑学制”颁布、新旧学制更迭的当口，凭借扎实的旧学根底和还算聪慧的头脑，考入了由清末法政学堂改制而来的北京法政专门学校。
起初两年，他在预科里恶补新式学科，1914年才正式升入正科，主修行政。
1918年毕业后，靠着师长的推荐和自身办事稳妥，进了北平市政府，从一个最底层的录事做起，抄写文书，整理卷宗，一做就是好几年。
他为人勤勉谨慎，笔头也快，更重要的是懂得“多看、多听、少说、多做”的道理，从不掺和衙门里的是非，也从不抱怨薪微事繁。
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熬资历，拼勤勉，直到三十岁上，才终于补上了市教育局一个主事的实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