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理想中的“独立监督人”出现了道德的瑕疵，因此，它始终不能扮演一个合格的“民主把关者”，最终也不能把人们带出“政治传播的陷阱”。
萧宸的观点是：市场经济与民主制度不是最完美的东西，只是最不坏的东西。让所有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正是他们自认为拥有世界上两个最不坏的东西：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的民主制度。然而即使是在这个自认为最不坏的社会里，仍然不能兼顾新闻的自由与道德。人们追求新闻的自由，却无法避免法律约束之外的道德风险。人们走出了“权力暴政”，却又掉进了“市场暴政”。
对于美国媒体对萧宸的报道，大报小报的报道那可谓是千姿百态，华夏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稳如泰山的优异表现让太平洋对面的山姆大叔越发关注起来，进而美国民众对华夏的关注程度也不断提到。萧宸，作为当今华夏那位幕后“太上皇”的唯一孙儿，他在美国的一举一动，顿时引起无数美国人的八卦心，相应的，无数的八卦自然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
还在昨天，就有招商团的成员找到萧宸，希望萧宸联系美国方面，对这种“极不负责”的新闻做出限制，这话颇有些让萧宸哭笑不得。这是美国，你当是华夏么，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里面，就有一个叫新闻自由，找“美国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扯淡吧，他们的行政体制跟华夏大相迳庭，而且这些『政府』一来不想控制，二来……也还真不见得控制得了。
美国和华夏，是不同的。
对于社会舆论的主要载体――公共传媒的角『色』和功能，有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最为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媒体应该是『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笔杆子”只能为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服务；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体作为另一种社会力量（西方称为“第四种权力”）的主要载体，必须将对『政府』及政治权力的监督放在首位，媒体只有作为『政府』的天敌存在，社会力量对比才可能实现均衡。
显然，前一种是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自由主要、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这两种说法分别侧重一端，在理论上都有片面『性』，在实践中必然表现出各自的不适应『性』。
将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作了多年实验；实践证明，只有在国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得到民众自觉认同时，媒体的喉舌作用才能达到理想效果。换言之，只有在全社会已经整合于某种国家意识形态之下时，媒体作为喉舌才能起到强化整合的作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已经大幅削弱的情况下，『政府』严密控制媒体最多只能起到垄断信息、清除不利信息的作用，很难对社会的精神整合有所帮助。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体对信息的过滤作用也在不断弱化，如果再严格控制媒体，可以说是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了社会需要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死扣住媒体的喉舌『性』不放，只会断送建立新的整合机制的时机。
如果媒体纯粹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对立面存在，以监视政治权力为己任，一方面这种媒体在华夏当前的土壤下难以持续生长；另一方面，在政权体制暂时还难以作出大的变动、社会积压了多种尖锐矛盾的条件下，此类媒体将拌演激化民间与『政府』对立，分裂社会是反整合角『色』。这种角『色』在与外部相对隔绝的农业社会或者工业化早期，负面效应还不怎么突出，但在国际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对内部整合的破坏就是对国家综合能力的破坏。媒体在加剧社会对立冲突的同时如果不能为社会找到一种粘合剂，它就只能是纯粹的破坏者，其所作所为最终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因此，上述两种对媒体的角『色』定位都失之公允。实际上，媒体可以同时作为『政府』或者执政党的喉舌及监督者的双重身份存在，同时还可以负担其他的角『色』功能，例如反映其他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声音。媒体的本位角『色』应该是中『性』的，客观的，不带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超越于局部利益。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工具『性』的，即仅为各种不同观点、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尽可能使各种观点和利益能够在言论层面上平等竞争，使受众能够兼听则明。因此，媒体不应该成为任何一种群体、任何一种利益、任何学说的专属之物，它应该尽可能成为尽可能多的群体、利益和观点的表达工具；它应该平等对待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与『政府』利益冲突的社会群体。只有这样，舆论才能有助于将社会内部的相互伤害降到最低，各个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才能在减少相互伤害的前提下趋向磨合，在逐渐磨合中形成新的整合基础，找到新的整合方式和手段。
其实这才是媒体的本来面目，但在意识形态化泛滥的今天，许多东西的本『色』都已经模糊不清，而被代之以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针对现状而言，可以称之为媒体的第三种功能、第三种生存状态、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既符合华夏国情，适合于媒体自身在具体的约束条件下持续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媒体价值超然的本『色』。
领导干部看新闻节目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华夏所有的媒体都是党的喉舌、政治工具，我们的党通过这些喉舌和工具，传播党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还能够为各级领导干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南。还有一些领导干部，通过电视新闻报道这个小小的窗口，能观察到、揣摩到上级领导的动向和意图，以及重大的人事变化。新闻报道不仅是晴雨表，也是政治方向标。
新闻所谓的价值，与新闻的阅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活动。新闻其实是语言的控制者根据经验给出的非自然的结果。
媒体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的问题，其实是谁掌握了发言权，谁就掌握了解释权。读者明天要看的东西尽在媒体的掌握之中；你要他看什么，他就得看什么。在媒体是涂涂划划，可在读者那里却是权威发布，成了可以引用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没有办法写成白纸黑字的东西，何况一个社会。
和媒体较劲大多数是自讨苦吃，最好的办法是迅速找到关键人物进行沟通，息事宁人。
真相捂得越严实，谎言就越流行。
新闻的工具论具有两重『性』：一是新闻从诞生那天就是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为达到目的而使用的宣传工具，不管新闻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选择什么样的所谓事实，其最后落脚点还是工具上。应该说这个工具的威力是极其强大的，是有组织有策划的。另一层面是指受众，他们把新闻当成提高学习的工具，也利用这个工具来达到一些个人目的。正因为有新闻工具论，才导致了新闻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权力。这个权力在今后会越来越膨胀，它在解决了真与假的问题后，开始围绕制造矛盾、解决矛盾这个怪圈不断达到预期的轰动效果，使新闻在满足一切后再摆布一切。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很难用法律去丈量。
媒体是座资源丰富的宝矿，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和经验去挖掘了。
舆论会象一把利剑不见血地刺中要害。但这把利剑是双刃的，未伤人就肯定伤自己。
中西媒体的差别在于，华夏的媒体隶属于『政府』，而西方的媒体是不属于『政府』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一种天然的对立，媒体才有其“第四种权力”之意义，而『政府』对媒体的戒备亦由此产生，此一现象不分国别，西方国家也如此。只是在有效利用此种“对立”的意识和能力上，西方更富于政治经验；而华夏对西方记者的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在信息传输越来越发达、公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压制媒体报道和封锁消息显然不是聪明的做法。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基层『政府』的政治腐败，萧宸甚至认为这是华夏社会保持最低限度公平的最大障碍，也因此成为华夏经济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萧宸的廉政灶和禁酒令被看做是他上台后的第一把火。但他其实不想烧什么火。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火从何烧起？新书记一上任，靠什么打开局面？就要靠批评，靠舆论监督。这批评和监督的，都是前任的问题，和他没有关系，当然毫无顾忌，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建立政绩的机会。还有，他还需要借此机会整顿吏治，那些和他不能同心同德的，那些和前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借问题的揭『露』，正好换人。
如果新来的书记在这个位置上干上几年，成为老书记之后，便不再让人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品头论足了，因为这个时候每揭『露』出来一个问题都和他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大唱赞歌，要加大报道的力度，要对他的政绩说足说透。所以老书记要稳定，搞新闻的战战兢兢；新书记要批评，搞新闻的更是战战兢兢。
让批评不好，不让批评也不好，都是人治的产物，都是让新闻界为难的事情。只有当舆论监督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进行监督，而不是新来的书记要批评的时候，这样的监督才是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批评才是真正的批评。
监督要等领导的指示，这是因为：
一是，没有领导指示的时候不能监督。因为许多有问题的地方都是有背景的地方，没有领导的指示，哪个动得了。
二是，要在领导的具体指导下才能监督。监督是件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经济要发展，市场要繁荣，百姓要就业，你必须开绿灯；没有领导指示的监督，就是为经济发展制造障碍。
三是，有了领导的指示才知道怎么监督。监督不是按照法规监督，而是要按照领导的意见进行监督，这样才能使监督有利于经济发展；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你才会从大局出发，把握监督的时机、监督的重点、监督的尺度，才不会出现负面效应。
四是，只有根据领导的指示进行监督，才不会滥用权力。要知道，我们监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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