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稳定社会地作用了；一方面鼓励移民，鼓励无地农民向东北和台湾等新开辟地土地移民，移民由官府提供口粮和路费，到了移民地之后，还可以继续得到官府的资助。
商人是最大地得益者，因为新财政税赋政策，免除了大量的杂税和内地关税，而且大开海禁后，海外贸易兴盛，银两流入，也带动了国内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商人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收购民间货物，将这些货物买给商会，或者运到沿海港口买给外国人。由于海外需求的旺盛，在江南地区，手工业作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纺织业，苏杭湖等地出现了拥有上千张纺织机的大户；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松江的棉织业商人雇佣居民生产暑袜，计件付资。作坊雇佣居民，组织生产，不仅交纳大量的税赋，还收留了不少的流民。因此，一些有良好口碑的作坊主在万历十三年曾得到朝廷的嘉奖，同时也有几个对待雇工﹑下人狠毒的作坊主受到了惩罚。
江南沿海商业繁荣的同时，在广大的内地山西﹑安徽和四川也有较大的发展。这些省份的商业税赋比万历初年增长了近一倍。特别是山西，这个传统商业兴盛之地，近年发展迅速，不但不比沿海的省份落后，反而由于钱庄票号等金融业的发展，势力大增，隐隐有占据全国第一的趋势。而垄断盐业的安徽商人由于朝廷的盐务改革，势力受到了打击；他们被迫向其他领域拓展业务，他们在长江中下游拥有的广泛商业网络，很快就在与浙江闽江商会的竞争中占据上风，重新崛起。
这时候，出现了更多的商会组织，他们大多仿照香江闽江浙江三大商会的组织形式建立，采取基本相同的管理模式。其中大部分是基于地域的联合，比如四川商会和徽州商会，也有行业联合的，比如山西的票号联，就是五家山西票号的联合体。分散的力量较弱的个体联合起来组成商会，形成更加强大的力量，让他们在与他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新成立的商会大多在国内活动，而香江闽江浙江三大商会则将大部分的力量用在了海外，在南洋他们以葡萄牙西班牙为榜样，有样学样：组织移民，控制岛屿，争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