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罢工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与项目部签订合同的必定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额或计件工资，面对用工内部的反差，他们的不稳定情绪逐渐积累，最终酿成了罢工风潮。
有一天上午，我和随拉正在廷基索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二工区，与樊晋区长研究增加用工人员招录问题，有消息说，在工地的劳工正在酝酿罢工，而且很可能是全线罢工。
我心头一紧，立即与随拉驱车往项目部赶，准备同项目经理屈志涛商量如何处置问题。
在廷基索河边过渡船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一些同事在岸边徘徊，眼看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就招呼他们一块回项目部。
可他们摆摆手说，你们快去看看吧，项目部已经让黑人堵住了大门，回去了也进不去。
过了河，还有10多公里，我和随拉一边驱车赶路，一边商量,等到了项目部大门口，果然积聚着一大群人，大概有三四百人，基地大门外堆积着大块石和几根巨大的木桩，显然，车是开不进去了。
于是，我和随拉就下了车。看到我们下了车，所有的人一起发出了呐喊，“我们要签合同，否则我们不干了。”
你尽可以想象，几百人的吼声就如同狮吼吧，与吼声一起投向我们的是愤怒的眼神和激烈的手势，随拉耸了耸肩，大声说，不要干愚蠢的事，有事好好说。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看到工会主席嘎马拉就站在人群的中间。
于是，我招手叫嘎马拉过来，事情远没有我想的简单，嘎马拉被几个工友簇拥着脱不开身，向我投来了急切的目光，看到这里，随拉挤过去，附在嘎马拉周围的几个人耳边，低语了几句，嘎马拉这才脱身走到我面前。我对嘎马拉说，我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你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在这里堵门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看到我如此平静以及善意的目光，嘎马拉点了点头，说你要相信这也不是我的想法，我是让他们裹挟来的。
我说，好，现在你就告诉大家，下午两点派几个人到我的办公室，随拉和嘎马拉交谈了几句，转身面向大家，大声地说，你们要相信人事部经理，他会同项目经理汇报，解决好大家的问题的，华夏人是来帮我们修路的，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朋友，等等。
人群的嗡嗡声渐渐小了，有人带头搬去了堆积在门口的石头和木头。
我在内心纠结中吃了午饭，然后听取了项目经理的意见。
下午两点，我、随拉、嘎马拉以及罢工人员推选出的几个人一起进行了座谈。
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就连我们穿的工作服也同他们的几无二致。总之，项目做些妥协，再增签了一些合同，主要是力工的领工等。
一次激烈的罢工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由于签订合同的人员仅占用工人员不足30%，矛盾的积累还会持续一些时间，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大大小小地爆发一次，细数起来，有六次之多吧。
作为工会主席，嘎马拉总在重复地做着解释工作，他常常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签订标价如此低的工程呢？我无言以对，也许是企业的发展使然吧。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给我的脑海中打下烙印的不在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的经历，它使我如此之近地深入到了几内亚土著族人的村寨，看到了几内亚的原始朴素的本质，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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