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件三次编修，都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作为一个太监，揭发胡惟庸谋反，这样的功劳可不是一般的大，可《明tai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这就足以证明，根本就没什么所谓的云奇告变，没有这一节，那么胡惟庸最有利的谋反罪证，从何而来。
就连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
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就是后来的清末的史学家谈迁，也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所以胡惟庸的罪状来自“云奇之事”。根本不可信。
而胡惟庸真正的罪状，谈迁的《国榷》详细地记载了胡惟庸被诛杀的前因后果。《国榷》是谈迁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中敢于直书《明实录》避而不谈的明朝一些重要史实﹔对一些重要事件﹐常以个人和诸家的评论并列于后。其史实注意考订精审﹐材料有相当的可靠性或参考价值。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以及建州女真的发展和后金同明的关系的记载﹐尤为他书所少见。根据邸报﹑方志和官吏遗民口述材料编补的崇祯朝十七年的史实﹐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成为研究明代历史的可信度最高的史中说：“初，惟庸得上意，窃肆威福，横甚。封事稍嫌，匿不奏。四方馈遗亡算，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吏奏之。上怒，杀家人，窃责丞相，谢不知，乃已。又以中书违慢，数诘问所由，惟庸惧，乃计日：主上鱼肉勋旧臣，何有我耶死等尔，宁先发，毋为人束死……遂诱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使出招士马为外应……乃遣元臣封续致书漠北请兵，又使指挥林贤通倭使，俾载精兵千人伪贡，及期会府中，掩执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则掠武库兵人海。惟庸因伪称第中甘露降，请上临幸，许之。会西华门内使云奇走告变……上悟，登西皇城楼而眺，顾见丞相第中壮士伏甲屏间数匝，亟发禁兵擒之。””戊戌，诛左丞相定远胡惟庸，御史大夫茶陵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凡万五千人。”…？“
对此，谈迁评论说；”胡丞相狷才窃柄，俾睨名器……第英主龙兴，手剪群雄，如灶上扫除，事且大定，而逆党不数人，藏甲不数百，觊专诸于窟室，冀聂政于东社，自非婴儒，其敢任之。”
这里也就说胡惟庸案时，胡惟庸最多“窃肆威福，横甚！“而已，所谓的《明实录》上的罪证，并没有证据。
据说，王国据《明史胡惟庸传》记载，洪武十三年，明tai祖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和谋逆罪处死胡惟庸等人，而“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十九年十月，林贤狱成，惟庸通倭事始著”。
所谓胡惟庸“通倭”，“暴露”于他死后六年的林贤案。
林贤案的官方描述是：
“前明州卫指挥林贤帅兵守御，以备东海防倭。不期指挥林贤当在京随驾之时，已与胡惟庸交通，结成党弊。朕责指挥林贤就贬日本。居三年，惟庸暗差私往日本取回，就借日本国王兵，假作进贡来朝，意在作乱。其来者正使如瑶藏主、左副使左门尉、右副使右门尉，率精兵倭人带甲者四百余名，倭僧在外。比至，胡惟庸已被诛戮，其日本精兵，就发云南守御。洪武十九年朕将本人命法司问出造反情由，族诛了当。”
但这些罪证，在胡惟庸案发之时，并没有浮出水面，也就是说，这些是不是真的，还很难说。说到这里有人会说，不是还有一个涂节告密么？这算是一个证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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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节是胡惟庸的心腹，他的告密应该可信！但记载涂节告密的《明史；；胡惟庸传》说，在涂节上变与商嵩告密以后，朱元璋便逮捕胡惟庸。而据《明tai祖实录》记载，四天前，也就是正月甲午，中丞涂节已经告胡惟庸谋反。但据记载，胡惟庸逮捕后，正月初六，案子居然审明白了，群臣报告，胡惟庸忍受不住酷刑，承认有罪，按照大明律法，要处以死刑！但是，一时找不到罪名，最后的罪名被定为“枉法诬贤”、“蠹害政治”！而陈宁则是胡惟庸的同党，受到同样的惩罚。
《明tai祖实录》记载，赐死胡惟庸的第二天（正月初七），朱元璋就迫不及待地召集文武百官，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
“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然，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何如？”这就足以证明，涂节是告密了，但不是告胡惟庸否谋反，而是告胡惟庸毒死刘伯温。
对于这一点清代夏燮《明通鉴》也有记载，《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另外《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历代都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种史书后，在《明通鉴》中说：“三编御批曰：刘基遇毒及惟庸反状，皆自涂节发之，及狱成而节亦同戳，且以党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节如果为惟庸谋主，宁不知事败之必将自累！乃转以首告希图幸免，实情事所必无。”“且陈宁奸状，史传所载綦详，未尝有一语及节，而节亦别无事迹。“其虚实判然可见。”这里明确说了涂节告胡惟庸谋害刘基及谋反是杜撰出来的。那么，胡惟庸谋害刘基则不成立。如此一来，所谓胡惟庸谋反不过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就连清初谷应泰著《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发生后，牵连甚广，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李善长被朱元璋“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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