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这种“繁华”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是一种畸形的繁荣，它表面的“光鲜”，掩盖不了中国人被剥削与被奴役的残酷事实。
然而日本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以及随后对上海的占领，摧毁了上海近百年累积起来的现代化基础，上海由此更坠入“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的恐怖时代。
据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数字，在“一二八”事变中，上海直接损失高达15.6亿元，被难人数约80万人，约占华界总人口的45%。战区内半数以上的工厂被毁，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坏，大中小学校受灾200多所。地处交战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及东方图书馆即在事变中被毁。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治安已经恢复，日本陆军不久从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复原状”。事实却是，闸北、吴淞、江湾等地直到半个世纪之后也未能“恢复原状”，而像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文化公益机构则永远消失了。
与“一二八”事变相比，侵华日军继“七七”事变之后发动的“八一三”事变，对上海的破坏更近乎毁灭性。据《申报年鉴》记载，当时有4998家工厂、作坊的设备被毁坏，战火最集中的闸北一带，工业损失100％，虹口和杨浦损失70％，南市稍轻亦达30%。由于华界大片居民区被毁，上百万走投无路的难民从四面八方涌进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上海各界在租界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其中独臂神父饶家驹在毗邻法租界的南市区创办的“饶家驹安全区”即安置了近30万难民，使他们免于疾病和冻馁，但仍有大批难民无处栖身，露宿街头或废墟，病死、饿死、冻死者比比皆是。事变中，闸北再遭灭顶之灾，几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厂均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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