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的副主任医师或者主任医师。
但医院的资源是有限的，能来到脑科医院寻求治疗的病人数量也是有限的。多一个科室，原来的科室势必就会被迫减少资源。也许在神内开到第一个的时候问题还不算太大，但三个神内，四个神外，两个脑血管介入科……这样大量开设分科的结果就是谁都吃不饱，谁都不痛快。
而为了避免再多一个人新开科室来和原来的科室抢饭碗，省脑医院选择了一种令人遗憾的方式——科主任们开始严卡手下医生的晋升途径，只要科主任还没有退休，一个科室里就只能有一名主任医师准备接班，两名副主任医师准备下一轮晋升，五名主治互相卡位抢夺副主任医师的位置。
主任医师们严守技术，而且对年轻医师从不放权。三个神外科里别说让主治医生做手术了，就连副主任医师们的手术排班数量也是严格受限的。
胡春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业的一名普通高年资主治医生。他平时不太习惯和上面的领导拉关系，眼看自己三十六岁，女儿都要上初中了，可仍然是一名其他条件全都符合，但就是没有晋升机会的“万年主治”。
平时在家里，胡春波没少被老婆念叨。女儿似乎是因为进入了叛逆期，也开始从胡春波的小棉袄变成了扎心机——一天到晚和她老妈一样，对自己的父亲一脸不屑。
还没到中年，心情却郁闷到快要出心理问题的胡春波想尽了办法，才抢到了一个来非洲支援的名额。按照规定，医生在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支援后，原单位在医生符合职务晋升的条件下，必须提升一级职称等级。
这就是胡春波医生的指望，是支撑着这么一个颇有些恋家气息的男人，在遥远的阿非利加州工作两年的动力。
但在这一年零九个月的工作中，胡春波渐渐听到了一些不太好的传闻。回去的医生们，确实人人都提升了一级职称。但并不都是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上——有些医生被提升了一级之后，被挂到了某些行政或者院办里去。有些则干脆顶着提升了一级的职称，被安排到了医院的其他院区或者干脆就“发配”到了基层医院。
这个道理也挺简单，医院里的职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医生离开了原岗位去非洲支援，原来的坑自然就被别人占了。等他们回去之后，运气好的能有新坑待，运气不好的……就只能去其他菜地里碰碰运气了。
省脑医院下面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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