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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乔治·史迈利重出江湖的第二个事件，发生在第一个事件之后的几个星期，也就是同一年的九月初，但不在巴黎，而是在汉堡，一个曾经是古老、自由的汉萨一员，今日却因自身的繁华昌盛而几乎难以负荷的城市。但不容否认的，迄今仍无人抽干或以混凝土填塞的阿尔斯特湖，在夏秋之交，金橙交错的湖滨景色之辉煌瑰丽，没有其他地方堪与匹敌。乔治·史迈利，毋庸赘言，当然看不见这慵懒的秋日丽景。在事情发生的这一天，史迈利正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坐在他惯常使用的书桌前，鼓起最坚定的信念，案牍劳形。从阅览室的窗棂向外望，有两棵细长的树。他可能会说，自己与汉堡的惟一关联——如果他事后试图建立关联性的话，但其实他并没这么做——在于探求德国巴洛克时期诗文的灵山泉源，因为当时他正在编写有关奥皮兹的论文，并竭尽心力在那个时期繁冗的文学作品中，找出真正的热情。
那天，在汉堡，上午十一时许，通往湖堤的小道，布满落叶与斑驳的阳光。外阿尔斯特湖如镜的湖面泛起一层薄雾，透过雾气望去，突起的东堤仿佛水平面上挥洒出的点点绿彩。沿着湖岸，许多红色松鼠穿梭跳跃，忙着为冬天作准备。但是，站在小道上，穿着运动服与慢跑鞋，看似无政府主义者的纤瘦年轻男子，目光与心思都未注意到这些松鼠。他眼眶泛红，凝视着逐渐驶近的汽船，两天未刮的胡子，让他毫无表情的面容更形黯淡。他左臂下夹着一份汉堡报纸，但任何一双如乔治·史迈利般富有洞察力的眼睛会立即察觉，那是昨天的报纸，不是今天的。他右手抓着一只蔺草购物篮，但购物篮好像还比较适合放在粗壮的欧斯特拉柯娃夫人手上，而不是这个柔弱、汗湿，看似随时会跳进湖里的运动者。篮子顶端露出了几颗柳橙的踪迹，一个印着英文的黄色柯达信封，躺在柳橙上方。小道别无人踪，水面的雾气更加深了他的孤独疏离。他身边只有汽船的时间表，和一张想必是躲过战火幸存下来的古老通告，告诉他如何在半溺水的状态下挽救生命。盘旋在他脑海中的，只有将军的指示，他像祈祷般不断反复背诵。
汽船滑过岸边，年轻男子跳上船，恰似玩舞蹈游戏的孩子——一阵狂乱的脚步，然后静止不动，等待音乐再次响起。四十八个小时以来，夜以继日，他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个时刻——现在。他一路开车，保持清醒盯住路面，眼底闪过妻子与女儿的影像，他想像着任何差错所可能造成的种种不幸后果。他知道自己有制造灾祸的天分。在停下来喝咖啡的空当，他把柳橙一次次重新装排进篮子里，不下十余次，把信封直放、侧放——不，这个角度比较好，这样比较合适，比较容易拿。接近市区边缘时，他开始搜集零钱，以便支付船费，不需找零——如果售票员抓住他，和他闲话家常，该怎么办？他该做的事这么多，而时间又这么短。他费心推敲过，他不会开口说任何一句德语。他会喃喃低语，面带微笑，满怀歉意，但保持沉默。或者也可以说他仅有的几句爱沙尼亚语——在父亲坚持让他学俄文之前，深受路德教派熏陶的童年生活，还让他记住了一些《圣经》的词句。但现在，时间如此迫近，年轻男子突然觉察到这计划仍窒碍难行。如果其他的爱沙尼亚乘客来协助他，又会如何？汉堡这一个多种语言流通的城市，距东部仅几英里的距离，任何六个人聚在一起，都可能操好几种语言！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漠然以对。
他真希望自己刮过胡子。他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要那么醒目。
走进汽船的主舱，年轻男子不看任何人。他低垂目光。避免目光接触，将军这样命令。售票员正和一位老妇人聊天，对他视而不见。他笨拙地等待着，想让自己看起来很平静。船上有大约三十名乘客。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无论男女，都穿着绿色的大衣，戴着绿色的毡帽，也都对他颇不以为然。轮到他了。他伸出汗湿的手掌。一马克，一个五十芬尼，一把十分铜币。售票员自顾自地忙着，没说一句话。年轻男子笨手笨脚地在座位间摸索前进，走向船尾。码头渐渐远去。他们一定怀疑我是个恐怖分子，年轻男子想。他双手沾上了发动机油，他真希望洗掉。也许我脸上也有。一定要漠然，将军说。让你自己不受注意。别微笑，也别皱眉。让自己看起来平凡正常。他瞄了一眼手表，想让自己的行动维持缓慢。他事先已卷起左臂的袖口，特别是要让手表可以露出来。身材并不高大的年轻男子，低下身子，突然走到船尾的部分。因天气许可，船尾部分开敞，只张起天篷。这只是几秒之间的事，不是几天或几公里，甚至不是几小时，而是几秒钟。他手表的指针颤动着穿过六。等指针下一圈走到六时，你就行动。微风徐来，但他根本没注意。时间对他而言实在是很大的困扰。只要一兴奋——他自己知道——他就完全丧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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