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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促使乔治·史迈利先生从他那启人疑窦的退休生活中重出江湖。第一件事发生在巴黎，溽暑蒸腾的八月，正是巴黎人惯常将他们的城市弃留给炽烈艳阳与一车又一车观光客的季节。
就在这八月里的一天，八月四日十二点整，教堂的钟声刚刚敲响，工厂的铃声也紧接着响起。在一度聚居众多穷苦苏联移民的区域，一名年约五十的矮胖妇人，带着一只购物袋，从一座老旧仓库的阴影中现身。她一如往常地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沿着人行道走向公交车站。这条街道灰暗狭窄，店家门窗紧闭，有几家过时的小旅馆与许多猫。不知为何，此处显得格外寂静。处理腐坏物品的仓库，在假期中仍开工。似有若无的微风吹不散暑气，加上废气的恶臭，仿佛排气孔的热气直冲身上，但她那张斯拉夫人的脸却毫无怨色。她的衣着与身材都不适合这样的大热天。她实在很矮，又胖，必须左摇右摆，才能往前移动。身上朴素的黑洋装既无腰身又无装饰，只有领口镶了一圈白色花边，胸前垂着一个久经抚弄，但无甚价值的大型金属十字架。脚上那双走起路来向外翻斜的鞋子，啪啦作响，在紧闭的门户之间留下肃然规律的踢踏声。那只从清晨就塞满东西的破旧购物袋让她身体略向右倾斜，清楚显示她惯常背负重担。然而，她也并非完全索然无趣。她的灰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髻，但仍留下一绺活泼的刘海，随着行进的节奏在前额跃动。勇敢无惧的幽默神色，让她的棕色眼睛闪动光辉。在拳击手似的下巴上方，她的嘴似乎随时准备好要绽开微笑，即使毫无缘由。
抵达平常候车的公交车站之后，她放下购物袋，用右手按摩臀部与脊椎接连处。这是她近日常有的动作，略微舒缓了身体的不适。她每天上午在仓库担任验货员，但工作时坐的高凳子没有靠背，令她怨气益增。“恶魔！”她忿忿地低声咒骂。嘴里一面咒骂，摆在背后的黑色手肘也开始甩弄，就像一只振翅待飞的黑色大乌鸦。“恶魔！”她又骂了一声。此时，她突然察觉到有人看着自己，便一转身，抬头仰望矗立在她背后的高壮男子。
除了她之外，这男子是惟一等候公交车的人，事实上，也是此刻街上惟一的人。她从未与他交谈，但却早已熟悉他的脸：如此庞大，如此不安，如此汗水淋漓。昨天她曾看到这张面孔；前天也看到这张面孔；而且，就她记得，大前天也曾看到过——老天哪，她可不是活动日志！最近的这三四天，这个迟钝、充满渴望的巨人，或等候着公交车，或在仓库外人行道徘徊，对她而言，已成为街道的一景；甚至，已成为某种可供辨识的类型，虽然她尚且无法指认。她觉得，这人看似遭遇了大搜捕，就像近日来的许多巴黎人一样。她在他们脸上看到许多恐惧，恐惧让他们走在路上也不敢彼此打招呼。也许在每个地方都是如此，她不知道。而且，不只一次，她感觉到这人对她有兴趣。她很好奇，他到底是不是警察。她曾想过要问他，因为她有着都市人的傲慢自信。他郁郁寡欢的外型像个警察，汗湿的西装和挂在手腕上像是旧制服却毫无用处的雨衣，也像警察。如果她猜对了，这人是个警察，那么——也该是时候了，这几个月来的一连串偷窃事件，让她的存货查验工作一片混乱，那些白痴终于采取一些行动了。
然而，陌生人已低头凝视着她好一会儿了。及至此时，也还直直地盯着她看。
“我背痛得难受，先生。”最后，她还是对他表白。她的法文说得很慢，但发音典雅清晰。“我的背不大，痛得却很厉害。你是位医生，也许？骨科医生？”
然后，她抬头望着他，心中暗自揣度，他是不是病了，她的玩笑是不是不合时宜。他的脸颊与脖子油光闪烁，黯淡的眼眸中有一丝隐而不见的迷乱。他的目光似乎超越了她，看着自己的某些私密问题。她打算问他——你或许是恋爱了，先生？妻子欺骗你了？——她真的考虑要拉他到咖啡馆，喝杯水或草药茶。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将目光移开，看看自己背后，又回过头来越过她，看着街道的另一边。她觉得，他真的很害怕，不仅仅是心怀警戒，而且是恐惧万分。因此，也许他不是个警察，而是个小偷，虽然这两者的区别——她可清楚得很——常常微乎其微。
“你的名字是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欧斯特拉柯娃？”他猛然问道，仿佛这个问题令他害怕。
他说的是法文，但她知道，这不是他的母语，正如她一样。而他字正腔圆地念出她的名字，完整的姓名，也已让她知道他的来处。她立即认出他的发音，和念出这些音的舌形，但她却迟迟辨识不出她之前无法指认的类型，也满心惊惧。
“如果是，那么，你又是什么人？”她昂起下巴，沉着脸反问。
她向前踏进一步。两人的高矮差距显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显露了他不讨喜的个性。抬头仰望，欧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惧。他濡湿的下巴浮起狞笑，双唇扭曲，让自己看起来强壮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为了驱走不可救药的懦弱。他像是个以英勇行为强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为。他是个没有任何自发行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宁格勒？”陌生男子问。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后她却不确定。她看见他疑惧的目光望向逐渐接近的公交车。她看见优柔寡断近乎惊慌失措的情绪攫获了他，令她想到——就后来的发展来看，这不啻为洞烛先机——他可能要迫她就范。他没有，但提出了下一个问题，用的是俄文，而且还是莫斯科官僚那种令人生厌的腔调。
“一九五六年，你获准离开苏联，为了照顾你生病的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同时还负有另一个任务？”
“欧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断他的话，回道，“他很爱国。”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购物袋，紧紧抓住提把。
为了盖过公交车驶近的声响，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会她的辩驳：“欧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儿亚莉珊卓托我问候你，还有几个官方机构也要问候你。我想和你谈谈亚莉珊卓的事，别搭这班公交车！”
公交车停了下来。司机认识她，伸手要帮她提购物袋。陌生男子压低声音，又说了一句更骇人的话：“亚莉珊卓有很严重的问题，需要母亲的帮助。”
公交车司机唤她上车，好继续上路。他以平日相互开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鲁地说：“来吧，妈妈。这种大热天不适合谈情说爱。把你的袋子拿过来，我们走吧！”司机吼道。
公交车里响起笑声，接着有人咆哮——老女人，让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觉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专业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脚的裁缝师摸索着纽扣一般。她挣脱开来。她想告诉司机一些事，但却没有办法；她张开了嘴，却忘记该如何说话。她惟一能做的，是摇摇头。司机又对她吼叫一声，然后挥挥手，耸耸肩。咒骂声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个妓女！欧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着公交车逐渐驶出视线，等待自己的视野恢复清澄，心不再疯狂跳动。现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够坚强，可以保护我自己。上帝保佑我远离懦弱。
她随他走进咖啡馆，步履蹒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劳改营里，她从煤堆上跌下来，腿摔断了三处。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来的信息极尽胁迫之能事，让她重新想起尘封已久的跛足感觉。
这家咖啡馆即使不是全巴黎绝无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这条街上惟一一家既无点唱机，也无霓虹灯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里还开门营业——但屋里几张桌球台倒是从清晨直到夜深都厮杀不断。至于其他人，就只是寻常的日间喧闹，讨论着政治、赛马和其他巴黎人爱谈论的话题；几个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窃窃低语；衬衫脏污、满脸不快的年轻侍者，领着他们到角落的一张桌子。脏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标，标示着这是保留订位的桌子。接着，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戏码。陌生男子点了两杯咖啡，但侍者抗议说，白天保留屋里最好的位子，不能只来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方言，欧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译。陌生男子涨红了脸，点了两份火腿蛋卷加薯条，两瓶亚尔萨斯啤酒，完全没问欧斯特拉柯娃的意见。然后，起身到洗手间重振自己的勇气——非常有自信，竟认定她不会逃开——回到座位时，他脸上的汗水已干，姜色的头发也已梳理整齐，但他们现在身处室内，他身上的臭气让欧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铁、莫斯科的电车和莫斯科的审讯室。他从洗手间走回座位的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诉她的任何一句话，更加让她确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惧。他是他们之间的一员。那压抑的得意阔步，脸上精心掩饰的残暴兽性，他这会儿把手腕笔直摆在桌上的沉重神态，还有假装不情愿地从篮中捻起面包，仿佛以笔蘸墨般的作态——无处不勾起她最丑恶的回忆，一个饱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体系重压下生活的回忆。
“那么——”他一面说，一面开始吃面包。他选了有硬皮的一端。虽然有双看似一秒钟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却用肥胖的指尖秀气地撕下小片，仿佛这是官式的进食方法似的。小口吃着时，他的眉毛扬起，看起来像是感叹：我，一个陌生人，在这片外国的土地上。“这里的人可知道你在苏联过着堕落的生活？”他终于开口问，“也许满城都是妓女，他们也不在乎。”
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势待发：我在苏联的生活并不堕落，堕落的是你们的系统。
但她并没有说出口，仍保持缄默。欧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气与快言快语，此时，她强忍住一触即发的压力，透过袖子，紧紧拧住手腕内侧的柔软皮肤，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岁月中，当这些审讯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时，她曾做过的千百次一样——你最后一次听到你丈夫的消息，那个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是什么时候？过去三个月以来，你和什么人有过往来，通通列出名来！在那段痛苦的经历中，她也学到了接受讯问的其他教训。此刻，她正在重温那些教训，虽然那已属于整整一个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却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跃然眼前：千万不要硬碰硬，千万不要激怒对方，千万别想占上风，千万别耍聪明、优越感或学识，千万别让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个问题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绪所误导。要以愚蠢响应愚蠢，以墨守成规响应墨守成规。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处所抱持的两个秘密信念，才能让她忍受这一切屈辱：她对他们的恨，还有她的希望，希望终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们，并经由他们庞杂笨拙的诉讼程序，奇迹似的从他们手中夺回她被剥夺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笔记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摆在面前的就会是她的档案，但这里是巴黎的咖啡馆，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笔记本。在莫斯科，这是连官员都必须靠运气才能拥有的东西。
无论是档案或笔记本，开场白都是一样：“你原名玛丽亚·安德莉雅维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宁格勒出生。”他重复述说，“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岁，嫁给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依格尔。他当时是红军的步兵上尉，母亲是爱沙尼亚人。一九五〇年，这个欧斯特拉柯夫派驻东柏林，在爱沙尼亚移民反动分子的协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国，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权，后来又在巴黎归化成法国公民，也不断和反苏联分子往来。他叛逃时，你还没有孩子，也没有怀孕。正确吗？”
“正确。”她说。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会是“正确，上尉同志”。或“正确，调查员同志”。但是，在喧闹的法国咖啡馆里，这么正式的称呼显然时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肤已失去感觉。松开，她让血液恢复畅通，然后又拧紧另一片皮肤。
“身为欧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劳改营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后的大赦，于一九五三年三月获释。正确吗？”
“正确。”
“返回莫斯科之后，你明知不太可能获准，却还是申请出国旅行护照，想到法国和丈夫会合。正确吗？”
“他患了癌症。”她说，“如果我不提出申请，就有失我为人妻子的责任。”
侍者端来了装着蛋卷与薯条的盘子，以及两瓶亚尔萨斯啤酒。欧斯特拉柯娃请他送杯柠檬茶来，她很渴，但不爱喝啤酒。她和男孩说话的同时，也试图以微笑和目光与他沟通，但徒劳无功，他的冷酷回绝了她。她意会到，自己是除了那三个妓女之外这里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笔记本放在一边，看上去像本赞美诗，然后铲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欧斯特拉柯娃紧紧捏住手腕，亚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伤口，她心中反复忖度成千上百种“迫切需要母亲帮助”的各种“严重问题”。
陌生男子一面吃着，一面继续残忍地追溯她的历史。他是因为喜欢而吃，还是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结论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与此同时——”他边吃边开口说。
“与此同时。”她不由自主地低声说着。
“与此同时，你一面假装关心丈夫，叛国贼欧斯特拉柯夫，”他塞满食物的嘴继续说着，“一面却和所谓的音乐学生葛利克曼·约瑟夫有了男女关系。这个犹太人犯过四次反社会罪行，和你在劳改营中认识。你和这个犹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确或不正确？”
“我当时很孤单。”
“和葛利克曼的关系，让你生了一个女儿，亚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产科医院出生。出生证明上署名的父母亲是葛利克曼·约瑟夫和欧斯特拉柯娃·玛丽亚。女孩是以犹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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