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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
从明治34年所谓“伊山时代”后，***国内政坛上一直存在着两派势力，一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党政治，以伊藤博文组建西园寺公望任二代总裁之“立宪政友会”为代表；另一派为长州派藩阀政治，以山县有朋和桂太郎为代表。两派一直为争夺政治权力，获得对帝国发展的主导权不断斗争。其实所谓的主导权，最主要也最关键的就是帝国的扩张问题。以明治初年的“征韩论”之争为开端，***国内的政治势力就为帝国的扩张方向、方式而屡起争执，包括参战后以山县为代表的元老集团与军部，表面上看来很奇怪，军部是山县亲手扶植以对抗政党政治的屏障，而且长州藩一向是陆军的基石，但是两者有着一定的矛盾。
因为这一时期元老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对外牵制军部势力，推行亲英美的和平主义与国际协调主义，对内避免法西斯主义和国粹主义统治***。但在山县在世时，其实已经注意到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当然，不能就此将山县和推行被称为“币原外交”、奉行国际协调主义路线的币原重喜郎等同起来。山县之所以对国际协调发生注意，是基于他自己提出的所谓“人种竞争论”。无论怎样，包括在这一时期的“第二次满***立计划”上，军部内部的中下级军官已经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独立于内阁和外务省单独行动的倾向，即“独走”。而正是这一股势力，在对华问题上代表了最强硬也最野蛮的一派。随着昭和时代军部势力的恶性膨胀，中日关系不可避免的走向直接对抗。
明治天皇之死，对于一直利用其权威扩张权势的藩阀政治势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此时正值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当政，因此在长州派中引起普遍的担心，恐怕议会和以政友会为首政党的势力会更加扩张。此时任政友会总裁的西园寺可谓春风得意，政友会已经在连续两届的府县议会选举中占有过半数议席。
为预防这种状况，山县一方面同***改革派谈判以反对政友会，另一方面设法使长州派第二号人物桂太郎被任命为内大臣兼侍从长。而后，大正元年12月，陆相上原勇作向西园寺内阁再次提出陆军增师案。西园寺出于平衡巨额财政赤字的考虑不予支持。上原勇作随即提出辞职。由于此时***实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而山县又拒绝推荐后任陆相，因而造成西园寺内阁在上原辞职三天后总辞职。
陆军增师案的直接目的是倒阁，而幕后操纵者是藩阀势力的总后台山县。这里面自然有山县反对西园寺公为首的政党政治的因素。如果联系陆军提出增师的理由，不难发现，在这一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军部势力此时已经介入政界。日俄战争后，陆海军为扩充军备而争夺预算的竞争达到白热化。那时，军部虽已看出内阁中政党势力必然扩大，军方的发言力将受到限制，但它为了确保自身地位不受冲击而设法绕过内阁，“巩固其作为政府之外的政府的地位”。但到了“大正政变”之时，军部却不再绕过内阁，而是直接进行倒阁活动[7]。***的军部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在日后必然显露。
军部势力介入政界，不外是争夺有限的军费预算。日俄战争后，国际经济危机不断压迫***经济，贸易连连入超。情况还不限于此――由于《朴茨茅斯条约》并未包括巨额赔款，因而***不得不自己负担数额庞大的战费和公债本息。据今井清一所著《***近现代史》统计，日俄战争中***战费为17.1亿余日元，超过战前1903年岁入总额的六倍半。而部分国内研究者统计的***战费为1860848801日元，超过1903年最后一次战前预算2.5亿日元的7.6倍。公债方面，今井的数据为发行总额达14.7亿余日元，其中8亿日元是外债，在伦敦和纽约发行，第二次以后也在柏林发行；战争后不久另外筹募2.4亿日元的外债；为支付公债本利的公债费则从1903年的0.3亿日元激增到1906年的1.5亿余日元。另外，两次新设包括扩充专卖事业在内的非常特别税，其增收额在1904/1905两个年度达2.1亿日元。国内学者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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