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这对于民族工业的压力变小，但是陆裕光知道真正能够作为整个中国工业发展基础的只能够是西南工业，因为现在的西南工业已经成型了，不仅仅是工业区成型，更是不断补充上来的人才已经能够保证西南工业的正常运行。
现在陆裕光最想做到的就是能够让西南的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无阻，当然这个事情就必须要和袁克定来商谈了，因为只有北洋同意了，那么在全国范围之内就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西南的货物了，毕竟谁也不敢冒着惹恼西南的风险来阻挡西南货物的进驻。
“来人，马上去请张静先生来。”陆裕光吩咐道，张静江现在可以说是陆裕光的御用商人，最早的时候张静江是孙中山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孙中山的资助者。
由于张静江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之举十分钦佩，曾问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告，余当悉力以应。”他还与孙中山约定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1、2、3、4、5万元。当时孙中山因与之是萍水相逢，对其言语并不信以为真。分手之时，张静江留给孙中山一封信，让他到美国后去找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因此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于张静江资助革命的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张静江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即可看出张静江对于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
1906年3月，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张静江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之后便积极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如将大哥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人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民国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四象八牛”成员。这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
这一时期，张静江不但在经济上支持革命，而且还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6年6月创办《新世纪》周刊，积极宣传无政府主义即为一例。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发行《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与此同时，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不过在后来孙中山下台之后，陆裕光开始派人联系张静江，并且说出了打算请张静江来西南的事情，但是当时张静江并不感兴趣，最后还是陆裕光通过一些手段将张静江请过来的，不过并没有人知道陆裕光通过的是什么手段。
袁克定是在黄兴葬礼的第五天才见到陆裕光的，陆裕光以邀请袁克定的名义举办了一场误会，这场舞会也是陆裕光故意而为的，因为这样就可以让人们知道他们西南系和北洋系的关系已经开始缓和了不过这个情况究竟有几个人相信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陆裕光这样做就是为了给外人一个假象。
“天林兄你可有这次南天酒店的请柬？”
“刚刚得到，这还是通过我在都督府当民政长的好友得来的。”
“天林兄真是好运，听说这次是陆帅专门为袁公子举办的舞会，这场舞会来的达官贵人一定不少，毕竟这是一场可以和西南、北洋同时搭上关系的舞会。而且这更是高门名媛们争相而入的地方，袁公子和陆帅得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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