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税两斗三斗。这种模式必须依赖于对存量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测量，同时还必须解决田地肥瘠不均的客观存在，实现科学划分土地级差，才能相对地实现租税公平。最后，他不得不回到传统的分成模式。一则地主和农民都习惯了，有一整套的乡规民约可以利用；二则实物租税有很多现成的设施和资源可以利用，比如各地广泛存在的收租院。十一之税率，乃是千百年来中外反复适用的税收比例。这个比例看似不多，实则不少。大明朝共有八亿到十一亿亩耕地，四川是个大省（明朝包括川、渝、黔三省市），即便山多田少，耕地潜力至少也有四千万亩。以亩产两石概估，足以收取田赋八百万石，养活一百五十万人。按一石一两五钱的正常粮价计算，价值白银一千二百万两。而四川目前的税收，包括田赋、三饷及加派，总数尚不足四百两白银（注二、注三）！所以社会动乱的经济根源，租税比例过高只是表象，其内在的实质是租税承担的不公平。朱平槿要做的，就是利用投献平均租税承担，顺便把官府让利给士绅的租税资源囊括到自己的名下，让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撑自己快速的做大做强。
趁着大军未动，贺有义向傅家两兄弟详细解释投献王府的好处。哦。原来世子并不是乘人之危霸占傅家的田土，而是要傅家将田土投献王府，以此减少佃户们交的租子。傅氏带了头，州里其他士绅群起效仿，则一州之民安；一省士绅效仿，则一省之民安。傅氏此举，上合天意，下应民意，正是利国利民功德无量之举……
花哨的东西当然骗不了傅氏兄弟。不过，人在刀口下，不得不低头。况且从无偿献出田土到投献田土，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就算是少收了些田租，傅氏兄弟还是一百个愿意。但通过投献王府来实现一州乃至一省的“平摊赋税”，他们心里只有一万个呸字。再说了，那地方官府岂是傻子！地方的税收变成了王府的租子，他们还不闹上天去？于是傅氏老大开口试探道：“皇田王庄不交税，学生自然明白。不过……我等田土尽入王府，那州府衙门收不到税，那岂不是要找我们麻烦？”
朱平槿冷冷道：“州府衙门那里自有我王府应对！本世子也不怕那朝堂诸公！大不了我蜀藩给皇爷内帑报效一笔银子，此事便会有圣裁颁下！”
不过傅元修并不是处处束手就擒的人。一旦发现半点希望，他便会试试其他可能：“若那些官绅家不知好歹，不肯将田土投献王府呢？”
朱平槿微笑道：“那本世子就袖着双手，看着乱民杀了他全家。此等祸国殃民之蠹虫，死了更好！”
傅元修听了朱平槿的话，脸色白中泛青。他道：“兹事体大，学生要先禀过父母。”
“奉父母当孝！准！”世子点头。
禀过父母，不过是傅元修保留脸面的说辞而已。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傅家对世子的最大价值，不是那二十一顷田的一层抽头，而是给世子搞来那封联名求援信。有了这封联名信，世子的军队就可以杀进雅州城，把一城之利统统攫取到手。
所以，无论他们兄弟俩是否愿意，都必须冒死往城里走一遭。
注一：感谢晚明吧友KZFDY的帖子《一个农民解放前后的真实生活》，参考了部分收租方式和数字。
注二：明代耕地数字官方记载极为混乱，从四百多万顷一千一百多万顷都有。其中两次最严格的土地丈量，洪武二十六年太祖亲自主持丈量，田土总计849万余顷；万历中张居正主持丈量，田土总计1161万顷，折合为11亿亩。顾诚先生认为明代耕地数字官方记载混乱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有些数字只统计了收税的田亩，没把军屯等田亩数统计在内导致的。这种观点正在逐步得到史学界的公认。
注三：四川的田亩数，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11，203，256亩，弘治十五年为1，026，672顷，万历六年（1578），13，482，767亩。以上数字出自《大明会典》。
史载明清战乱以后，四川仅余耕地60万亩。雍正七年（1729），重新丈量四川土地，田亩总额为4590万亩。数字出自彭雨新著：《四川清朝招徕人口与轻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