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由此而得到解放的根本途径。改良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改善劳动人民的生存条件和权利，但这种改善以不危害统治为前提，资产阶级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对无产阶级实行微小的“让步”，当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一旦超出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资产阶级就必然进行镇压。
但这种错误此时反而是一种正确，一种时代局限性的历史正确，因为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切，只能做资产阶级的鼓吹者和涂脂抹粉的道德改良，以获取他们的支持与他们组成某种不涉及到不触及基本利益的同盟。
陈健是坚持这一点的，必要的时候如果他成为了国人议事会的成员，不介意在捣毁机器运动发生的时候，投镇压票，把他们仅有的一点生产资料剥夺要么去工厂要么去殖民地求活。
这些人的遭遇是迟早的，无非是几十年慢慢煮还是几年之内快速油炸的区别。
他是做好了被人戳脊梁骨甚至被如今的朋友们唾骂的觉悟的，当他对镇压投支持票的那天就是墨党彻底分裂的日子，而这场镇压随着新的手工和水力畜力机的研究已经并不遥远。
闽城的优势是附近的驻军不是精锐的富裕自耕农良家子军团，而是以市民和流民为主的普通军团，自耕农军团镇压起来从不手软是旧时代的绝对基本盘，但是市民和流民则可以争取到支持。
同样闽城的手工业和商业发达，除了手工业作坊、大行会之外，很大一部分手工业的模式是行会即将解体的承包制。
商人们提供蚕丝、棉花、棉纱之类给一些家庭小手工业，由家庭小手工业做成产品他们再回收。家庭小手工业受到行会和承包商的双重压迫，而一些税务也被暗中转嫁到他们的头上。
这样的承包制在闽城有很大的基础，所以内部的分歧也就出现在这。
随着矿工组织的完善、陈健从利益分析和底线接受给他们灌输了信心让他们确信这一次可以成功的时候，激进派和冒险派提出了新的要求。
他们认为可不可以借着这一次矿工争取利益的春风，顺便着解散行会、与承包商为家庭手工业要求更高的工资、甚至提出成立郡县第二议事会即平民议事会的说法，以争取政治权利。
就是这样的想法，吓得陈健放弃了在南安处理棉花收购和运河竣工、与矿主秘密谈判之类的事，马不停蹄地跑到了闽城，开了三天的会。
当时陈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吓得半死，一旦发生那肯定就是无情镇压，自己就算不死那也要被抓进去。当然，以他现在的身份和名望，可能会有资格进都城的那所最高级的监狱，不太至于被杀，可这也不是他愿意的。逃跑也不可能，他是有自己底线的，在上面签了名字，一旦出事那是要殉道的。
不是他们要求的不对，是条件根本不成熟，第二议事会平民会的想法可以，将来工商业和组织更发达了，沿海地区大发展内陆地区沦为原材料供应地，革新与守旧以沿海和内部打一场内战都可以。
没打过内战的资产阶级变革，没有成为一个强国的潜质，只会成为旧社会寄生难以祛除的半死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但是现在就靠一郡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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