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错了吗？”辗转反侧间，赵昺也在检讨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提出疑问。
赵昺当下对待蒙元儒士的决策更多的是基于自己前世所知，以及收复江南后的感受和现实情况。而对于蒙元这一期儒士的情况，他在前世了解也是不多，在网上讨论更多的是军事方面和民族矛盾，对于那些服务于蒙元的儒士则视为‘汉奸’极尽声讨。
而当下事务局对蒙元方面的刺探也更为集中于军政和经济方面的内容，集中精力与元廷合作的汉族儒士。所以在赵昺的心里便对中原儒士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印象，却忽略了那些在蒙元统治下普通儒士的生活状态。
现在从众人口中获知了中原儒士的现状，赵昺想想蒙元在几十年中科举停废，等于堵塞了几代士人本就难行的向上通路，只能谋求在地方横向发展，放下身段从事‘贱业’。他以为这种状态对于中原儒士来说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却也改变了他们的‘就业’观念。
如此对赵昺、对大宋而言未必不是件好事。要知道儒士就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各个行业的发展皆离不开他们的推动。而当下大宋正处于变革时代，江南儒士还有些放不下身架，自己等于轻易得到了不小的助力。
再想想好事不止于此，蒙元虽然没有开创科举，但设置了国子监教授儒学。且除此之外，其还在各路府州县普遍设立了学校，书院活动也很活跃，以讲授儒家思想为中心，或以儒学讲学相标榜。
此外江南的理学家在宋亡之后不愿出仕元朝，到北方后也大都退隐书院，以讲学为尚。对此，元朝统治者一般不加制止反而予以引导，并由官府委任书院的山长或直讲，从而使书院在传播理学时。而随着儒学在蒙古贵族中的传播，儒学经典开始被大量翻译，像《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当时都有蒙古语译本。
这皆举措有助于汉文经史与儒家思想在蒙古和色目官员中的传播与影响，扩大了汉学的影响力。赵昺觉得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他知道历史上横跨欧亚的帝国土崩瓦解的时候，蒙古人并没有回到先前的文化生活状态，而是不同程度地为其所征服者同化。
想想这些被汉文化同化的蒙古人和色目人，再难接受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无异会为大宋入主中原以后的统治也会形成助力，也容易接受改朝换代后的汉族统治，毕竟此也是他们向往的生活。
赵昺当然也知道若想一蹴而就的让中原儒士一下子接受大宋统治也有难度，难免出现有的基于“君臣名份”或“春秋大义”而遁居山林，为故国守节。但肯定也有的则以“顺从天命”或“得君行道”为名而改仕新朝。
但赵昺也十分了解那些隐遁山野儒士的心理，他们即讨厌俗世的喧闹，但又不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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