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赋税几何的。
知识分子和官员皆好玄学，放在现代这些人就是不务正业，可在当时却被视为“清高脱俗”，把玄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清谈是一种高雅的行为方式。于是人人以此为荣，大家是争相仿效的，此也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清议。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尤其是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文人风尚，历来影响仕宦阶层”，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唐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清议比起清谈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渐渐清议已然是一种政治舆论。且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清流也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
当然造成这种局面与统治者也脱不了干系，入宋后太祖实施右文政策，同时也为了控制官僚，对言官、御史颇为倚重，甚至定下了‘不得杀上书言事者’的家法。从而让清流们变得有恃无恐，于是清议也成了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是赵昺十分清楚，清议比之清谈进了一大步，而一旦有人发现其价值，就会将清议视作政治工具。而工具必然是受到人为操纵的，那么其中还有多少积极意义在其中就很说了。统治者也发现其中的弊端，可卡住他们的官路，在野的人反而嗓门更大，就连皇帝也奈何他们不得。
象明朝的万历帝，碰上那些敢于以‘抬棺死谏’的极端形式上谏的也只能退避三舍。他在婚姻家庭问题遭到士大夫们的坚决抵制，竟毫无办法。只好耍赖躲起来，几十年不理朝政，颇像“竹林七贤”出世的作风，只是这次双方的角色却完全颠倒了过来。
奏疏很长，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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