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论语》当回事儿，心里甚至是有些排斥，还常拿其中的漏洞来取笑和攻击那些士人们。但正是在这种抵触的情绪中，他却以批评的态度更为深入的研究了它，当然最初的目的只为为了贮备‘弹药’。可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其中并非全是糟粕，有些东西直至现代还在影响着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赵昺前世生活的年代已经是科技极为发达，中西方文化相互交融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敢于挑战权威，质疑传统，试图摆脱束缚。但是他此刻却只能苦笑了，文化传统早就无声无息的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入到骨髓之中，指导他的一言一行。使他意识到使一个社会能够保持长久稳定和发展的思想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没什么用处的理论。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的发达，恰恰是在复活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清楚的表达过类似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民族要想前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这些理论站在人类思维的背后，通过想象力和建立假说，直接刺激着新方法和新技能的诞生，而这一点认知恰恰是蒙古人所缺乏的。
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欲望，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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