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却知道自己这样做，除了稳定朝局的需要外，他还知道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上即便只有三个人参与也会分出左、中、右三种意见，这不仅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也是人性使然。他知道自己理政的能力有多菜，而他又无法逃脱这个责任，因而必须多方面听取意见，哪怕是反对的声音，以此来减少自己执政中出现的错误。
若是将自己信赖的人提拔到高位，便会有人以为陛下只信任亲信，他们传达的意思也就是圣意，没有人会提出意见；再者赵昺相信人的屁股往往决定脑袋，谁敢保证他们位极人臣后不会打击异己，清除不同政见者，如此不可避免的是朝中只有一种声音存在，那样并不利于自己主理朝政。
反之即便有人对自己的政策方针有看法，甚至极力反对，赵昺以为并非坏事，说明其中也许就有需改进的意见。当然自己也可以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去看待不同的意见，有益的自己改正，无用也可以解释商讨，对无病呻吟的也可置之不理，从而减少犯错的几率。所以自己的任用专家与忽必烈的相信权威还是有区别的。
另外对于冲动这个问题，赵昺以为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行事冲动也免不了，甚至会做出些出格儿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就说当年七洲洋之战，形势那么危机，自己不挺身而出冲动的率军拦截也许就没有了今天的局面；若非冲动之下上了疫船去救倪亮，当时那些病号们谁会相信自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从而效忠自己呢！
当然应节严也常批评赵昺在军改和筹建新军的问题上过于冲动，并没有经过众臣的商议便贸然出台了方案。但他并不以为然，自己还是懂的三思而后行的，这些方案虽然是新出炉的，却早在酝酿之中，并非一拍脑袋瓜子就写了这么些东西的。而打广州、打泉州看似冲动，极为冒险，但他也是仔细考虑过的，若是没有在两个城市抢了那么多的东西和钱财，琼州哪里来的发展资金，又如何破解行朝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窘境，度过迁琼后的种种难关。
还有人批评赵昺年少嗜杀，在泉州斩了上千的降官、为私仇屠尽了蒲氏一门。可他心里最清楚，那些皇亲跟自己毛关系没有，但是自己还是要杀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蒲寿庚可是残杀了数千皇亲，自己若是连屁都不放一个，必然会让人以为自己软弱无能，连家仇都不肯报又何谈国恨。而杀那些降官也是为了震慑行朝和军中的不稳定分子，让他们知道敢于背叛自己就是这个下场。
当时有人说杀俘不祥，且有失君王仁义，但是更多的人说自己杀的好，杀的痛快。所以赵昺对自己嗜杀之名并不能虚心接受，且自己这是有目的，而非妄为，绝非蒙古人那种为了屠杀而屠杀的嗜血成性。更不是一时冲动欲杀尽天下百姓的魔鬼，想要将大江南北变成牧场，也非为了私仇可以屠尽西夏都城百姓的杀人狂……
反思了半天，赵昺突然发现自己的性格和蒙古人真有点儿像，自己和蒙古人同样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崇尚快意恩仇，相信冲动是创造新世界的动力，心存纯良其中却又藏着一只魔鬼等等，可最后却是一根藤上结出了两颗完全不同的瓜。
赵昺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半天，吃饭都觉没有味道，直到睡觉还没想透彻，可他摸起枕边的《论语》时突然明白了——是文化。当然他不是指的狭义的文化知识，却是广义的文化，是指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赵昺此前并没有拿枕边的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