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派人给曹操的七十二疑冢扫墓，他们赞成“帝位寇蜀”的正统论。与之相对的南宋统治者，为了对自己有利，则大力宣扬“尊汉抑曹”的正统论。那时的文人，出于对女真统治者恣意蹂躏的反抗，也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扬刘抑曹。南宋初年的爱国诗人王十朋的作品只要涉及三国古迹，思想感情总是站在蜀汉这一方面。当采石抗金胜利后，身为知州的王十朋不仅修建了昭烈（指刘备）庙和武侯（诸葛亮）庙，而且在纪念刘备的文章中说：“我虽有酒，不祀曹魏。”曲折地反映了南方人民抵抗女真践踏的思想感情。南宋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陆游在五言诗《书愤》中，则公开把金朝比作曹魏，把南宋比作蜀汉，并表示要“帮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到了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汉族人民早就把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比作曹操了。
罗贯中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也不可能不受到这双重思想的影响，及南宋统治阶级正统论的历史的影响和汉族人民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可以说，罗贯中吸取以“尊汉抑朝“的民间平话和三国戏为素材创作的《三国演义》，就是这种双重思想影响的折射。三、作者本人政治思想的影响综上所述，三国故事曾经长期在民间流传，其中或多或少地贯注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概括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三国演义》根据历史真实，同时集中民间传说，明确地划定了敌我界限，强调大汉正统，以艺术加工加重了人民的爱憎感情。它不但有一定的历史根据，而且有群众基础。在南宋、元将近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人民时常处在外族凌辱的痛苦境地，“人心思汉“、”身在曹营心在汉“成为普遍的爱国热情。罗贯中是一个接近社会下层的作家，他收集整理了民间创作的大量生动的故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创作原有的思想意义，这是值得我们予以肯定的。同时，罗贯中毕竟是一个封建文人，儒家纲常名教在他的世界观中仍然根深蒂固，尽管，罗贯中在思想方面有关材料保存不多，但今天只能从他的创作中，看出他的一些社会政治思想，如同在《三国志演义》里，他把刘备美化成为一个平生不做利己妨人之事的封建主；在他创作的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中，他把北宋皇帝赵匡胤歌颂成“晓夜无眠想万方”，一心一意关注着百姓困苦的皇帝，说赵匡胤是“勤俭开基，这是天数轮回”，“真龙出蛟蜃潜藏，大风起云雾齐飞”，而把黄巾军称为贼，这些都清楚表明了罗贯中封建正统思想的浓厚。而这种思维倾向必定会在他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统治阶级的思维是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从以上分析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必然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憎（包括汉族人民反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思想）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大胆的推理：从艺术吸引力的角度看，罗贯中在他的三国演义中是不可能不反对曹操的，因为如果他写的《三国演义》不继承人民群众创造的民间说话艺术中有关三国的故事和舞台三国戏中的“尊汉抑曹“的思想，那么他写的演义是不可能有多少读者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看到，早在北宋苏轼《志林》就记载民间“说话‘艺术三国故事就有拥刘反曹的思维倾向，而这时根本不存在金人入主中国北部而汉族人民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比作曹操的问题。（这可以推理出结论，因为苏轼生卒年代为公元1037年――1101年，而金的纪年从公元1115年开始）显然，有关三国故事民间文学的这种思想倾向是统治阶级长期灌输忠、孝、节、义之类的所谓正统思想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期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关于意识的生产》一节中曾阐明了这样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宋元民间“说话”艺术三国故事――《全相三国志平话》话本――舞台三国戏――小说《三国演义》的发展轨迹中，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始终起着影响作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结论至此，全文的结论可以用下面的图示加以概括：简而言之，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论思想的影响和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的影响，是小说《三国演义》以曹操为“乱臣贼子”为反面形象的根本原因，这也就是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与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不一致的根本原因。这部作品的人物事迹，大多是实有其人其事，但也有不少是虚构的。很多情节在具体描写时，作者是经过充分的补充和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