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试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对于正处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世界，全球通史为人类共同的进步提供了思考。
17世纪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其历史一直为学者所重视。延续一个世纪的荷兰经济奇迹造就了欧洲的“第一个现代经济体”。17世纪后期荷兰的国民收入比英伦三岛之和还高出30-40%。而这时的荷兰人口不过200万，只有英国人口的2/5，国土面积更小得多。
然而，即使以经济成长为中心，将17世纪荷兰的历史主要描绘成商业资本发展的历史、或者用任何单一因素或终极因素来解释其经济成就，都会有悖于史实。
应当具体分析其背后的多重动因，例如：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对它的积极开发利用；传统的贵族阶层不太强大；独立前相对普及的教育和独立后现代教育的发展；在造船业、交通、金融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城乡之间的开放流动；职业选择的灵活性；宗教宽容政策造成的人才随移民大量流入；社会宽容和个人享有较多的自由空间；荷兰人长期保持的节俭习惯和勤劳不懈的生活态度；等等。
在诸多动因当中，独立的荷兰国家的创设居于重要地位；其中最引人注意、也是最有争议的，是独立战争中形成的“联省共和”政治体制的作用。发展的活力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当时荷兰政治经济制度的分权性质，被认为是这一段历史的核心问题。
正像格林菲尔德所说，荷兰的“政治建构恰恰与中央集权体制相反。”沃勒斯坦甚至认为下面的说法更近于事理：荷兰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比欧洲任何君主制度都能取得更高程度的经济一体化。荷兰资产阶级将改革恰好进行到促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程度，而且避免了过分中央集权化。”但这里恐有过誉之嫌。
联合省的分权也带来许多负面问题，首先是缺乏政治凝聚力。18世纪末有少数几个政治家设法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一些改革者曾先后试图凭借联邦体制在各省的权力将联邦体制改革成比较集权化的体制，以便“将肥胖的老共和国的脂肪削减掉。”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到，17世纪荷兰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集权制国家。而主权在共和国和各省之间的分割正像一柄两刃剑，对荷兰的崛起和衰落都有直接的影响。17世纪荷兰带有强烈的商业国家特性，市场经济已经处在高级发展阶段，但是没有能成功地从商业经济和早熟的金融经济转向以现代生产和管理技术为标志的工业化，以至于崛起中断、海上第一强国的地位被工业立国的英国所取代。
其间也充斥着主张王权与集权的“奥兰治派“与维护省权的共和派之间激烈的内斗，两位长期主政共和国、为17世纪荷兰的辉煌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议长奥登巴恩维尔特（1588-1619在任）和约翰?德?维特（johandewitt，1653-1672在任）先后为此付出了生命，这是历史留给后人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