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终日的无所事事中，偶然将狗与舞女们联系起来：二者都会讨好人，都会为了眼前的骨头或票子违心地做事，人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同的是狗急会跳墙，她们急了最多也就是在夜里二三点推开某男子气呼呼地说：“不给五百，你就休想！”后来构思出一篇议论文《论舞女与狗的异与同》，分析到最后得出结论：舞姐们连狗都不如！
每天夜里折磨大家鼓膜的不止于此，还有少数男人唱得那实在不敢恭维的酒廊情歌。有时候我真从五楼跳下去走进里面夺过话筒唱得让全校师生从楼上跳下来走进里面抢过我的话筒唱得让全市居民从各地走来抓过话筒唱额让……
我没回家，直接找到杜龙，此时此刻除了他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指望谁。
杜龙听完了我的经历，立即变得比我还愤怒，他一拳砸在墙上，墙面没有凹进去倒是他的手背上涌出了殷红的鲜血。他估计要去砸人家招牌了，我这样想着，心里又喜又惊。
“咱们去告它！”杜龙竟然吼道。
我们来到公安局，一个老公安站在门口，像一尊雕塑。
“停下！”他夺过我们的包，搜了搜，我猜是看有没有枪，“9?11”以后，各地的安全戒备明显加强了。
那人望了望杜龙：高大威猛，一身黑皮衣，架副墨镜，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举报，不，报案，不，投诉。”我改了又改。
“到底是什么？”
“报案！”我大声说。
“听见了！”他冷冷地说，“到后面上二楼！”
我们上了二楼，找到老公安说的屋子，只看见一位十八九岁的穿制服的小姑娘，她立即站起来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又是递茶又是递水果，原来人家刚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这里实习，我们立即跟她聊了起来，一个多钟头后大家都觉得有点饿了，本想请她吃饭，无奈人家男朋友已经预约，三人只好不欢而散。
等了一会儿，她突然又回来问：“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啊？”
我和杜龙都捶胸顿足：“报案！”
等我详细说完了她扑哧笑了：“我当多大点事，这也能叫案子？”
“诈骗总行吧？”
“不行，超过三千才构成诈骗罪。”
“我们是猪啊！让他们骗三千？再说你见哪个学生闲来没事兜里揣三千块上街转悠？”
“我也没办法，这法律上都有明文规定，哪怕你被诈了2999块9毛9分也不行啊，要不你们去派出所问问，看看他们怎么说？”
辗转了一程，派出所的回复：“回去等消息吧，一有情况我们马上通知你们。”这还是以“举报”的名义投诉给他们的，居然没有领到50块钱的所谓“线索费”！
可是连电话住址甚至姓名也不问，怎么通知？
就像某篇文章里写的一样：“中国要是派几个机关干部去踢球，会早多少年出线啊！”
我强压住心头怒火，说：“算了吧！那女的和我是一个村人。”
杜龙却把怒火从双眼里喷发出来，说：“砸了它！”
我坐在吴冰那个理发店对面餐馆里怡然自得地吃啊吃啊吃，杜龙带着十几个弟兄在对面砸啊砸啊砸，吴冰在角落里哭啊哭啊哭……
是夜十一点三十二分。
几天后，吴冰全家兴奋地看到了“从广东打工回来”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