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和佃户问题十分严重，官僚机构和军队不断膨胀，所以财政吃紧。而6年之内，两次皇帝大丧，多次自然灾害，让朝廷的账本上竟然是空的。
年轻的皇帝急了。他看到一本空账，就认定全国山河一片穷。北宋的锦绣江山，在他激情的眼里，不过是摇摇欲坠。焉能不改革？
再没有政治经验，神宗此刻也知道，必须得到朝廷大臣的支持。他首先把询问的目光投向了爷爷“庆历新政”时的干将富弼。垂垂老矣的富弼，早被“新政”搭档范仲淹的倒霉下场给吓坏了，他瞪着一双浑浊的老眼，瞧了瞧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答道：“改革？陛下刚登基，应该广布德政，我希望国家二十年内不动干戈。”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当了皇帝。这年他才20岁，血气方刚，有创功建业的雄心大志。《宋史•神宗本纪》上说他：“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幸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去华务实，总是推托而终身不受尊号。他认为皇帝的名号当与其道、德、业相配，自己只不过承了祖宗之业来统治，没什么名分可称誉，凡虚文繁礼都当革去。尊号于他一无加损，虽加百字何益？一些大臣说，陛下的尊号数十次不许改，我们这些大臣有何功可蒙那么多的恩，乞请降低我们的衔位。宋神宗经常向富有政治经验的曹太皇太后请教，也十分注意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屡下诏广求直言，深入了解实际，再裁之以圣断。有一天朝毕，重臣富弼特地留下，对他说，陛下曾宣谕要君臣悉心尽节，不要有什么隐晦。如果大臣们各怀私意，则会相疑而废事。神宗说，我夙夜劳顿，正希望大臣一心，共成国家大事。执政须是不执己见，务求妥当。富弼说，许多大臣有一番抱负，愿尽心侍奉陛下，但有的怕违逆圣意，或怕为小人攻讦，或怕事大难行。神宗说，我唯一适从的是义理，与大臣议事，有理便从，就怕大臣们畏人言不肯尽言啊。宋神宗的这一择义理而从之的原则，在处理众人拥呼的事时坚持，在只有少数人有理的时候也恪守。王安石欲用朱柬之管理左藏库，朱柬之推辞说：“左藏库是禁火区，我年事高，值班不方便。听说要提拔个人到进奏院，忘了姓名，我想跟他换一下。”王安石同意了。第二天他推荐某人管左藏库，神宗问：“为什么不用朱柬之呢？”王安石十分惊讶，皇上对外事知道得竟如此清楚。
宋神宗要改革，就一定会踢开阻碍改革的挡路石，也要寻找一能支撑自己的指南车。既然老臣们和自己根本想不到一起，那他们的就是挡路石，既然王安石有许多奇思妙想，那，你就做我的改革之臣吧。
当时的王安石，是士大夫中的精英，改革派的灵魂，可谓天下愤青和热血男共同景仰之人。被老臣们接二连三的训斥弄得很不高兴的神宗，立刻把这位偶像抓了过来，作为改革的指导老师。
王安石说：当然要变法，只要君臣一心，不要说汉唐盛世，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这番话有如一剂强心针，神宗立刻神采飞扬，拍案而起：这才是我的知音呀！
于是，不再理会朝廷上下的反对，宋神宗于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宰相职），农田法、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先后颁行天下，“熙宁变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历代成功的改革，都必然有秦孝公和商鞅这种君臣绝配的影子，而神宗和王安石只能算半对。
以宋神宗这番性情这样智谋，必然去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一旦他找到了认定的治国义理，便会身酬壮志。这时候的宋神宗，不单是一个文雅的儒士，时代的愤青，还有惊人的英武。当年曾公亮力荐王安石当参知政事，唐介说他难当大任，宋神宗反问：“文学不可任呢？经术不可任呢？还是吏事不可任？”唐介说：“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如为政，必然会作许多变更。” 宋神宗又问侍读孙固，孙固说：“安石文章品行甚高，在侍从的职位上比较好。当宰相要有度量，安石狷狭少容，还是吕公著、司马光、韩维这些人合适。” 宋神宗对王安石说：“人皆不知你，以为你只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回答说：“经术正是用来经划世务的。” 宋神宗又问：“你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说：“末世风俗，贤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无道，贱者不得行礼，贵者得行无礼。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王安石这个人争议颇多，神宗在重重压力下，力排众议，很有主见又风险很大地起用了他。宋神宗与王安石十分默契，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其中包括富国之法、强兵之术以及整顿教育和科举等。但是变法得罪了许多人，也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以致迅速招致满朝非议，威胁着他的政权。曹太皇太后力劝宋神宗：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苦于青苗法、助役法。王安石有才学，但怨之者甚众。如要保全他，不如暂时外放出去。宋神宗却坚持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为国家当事。后来王安石在诸多矛盾中不自安而请辞，宋神宗四次挽留不成，便封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
宋神宗忠于改革，在改革中，他对“同一战壕中”的战友很有情谊，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是空前的。王安石所推行任何改革法案，他都无条件支持。只要看看这张因反对改革而被罢黜的大臣名单，就知道神宗有多么坚决了——御史中丞吕公著、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翰林学士范镇；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名臣、富弼、文彦博这样的三朝宰辅……这张名单上，并非都是高傲守旧的贵族，相反，不少人品格卓越，政绩出众，有的甚至是要求变法的急先锋。
神宗力排众议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朝廷上下，不管什么派系，都彻底和王安石划清界限。
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家，但他的方案，超越了他的时代；他的措施，忽视了人的因素。韩琦、司马光都劝过神宗，王安石“个性刚愎、不通人情”，这种性格并不适合拜相。当年王安石在包拯手下为官，一次宴会，包拯劝酒，王安石愣是从头到尾拒绝，幸好宽厚的包拯只是一笑而过。但新法不是一杯酒，想喝就让大家陪你喝，不想喝就让满桌人都不喝。一个不懂得通融，缺少包容，不会恰当地和稀泥的宰相，必然会事事掣肘。
宋神宗也渐渐意识到了，他越是努力推行新法，越让自己和王安石陷于孤立。大规模的人事调动，已经震慑不住反对派，反而让中间派也走上坚定反对的道路。在他和王安石的手下，竟然无一可用之人。
宋神宗的嘴角，掠过了一抹苦笑：他们不理解我，没关系，我是为天下人的幸福而奋战的。
但这份自信在改革的第五个年头里，被彻底粉碎了——1047年，全国反对新法的声浪高涨，天旱无雨，饥荒蔓延。正当宋神宗心焦如焚时，宦官郑侠跪倒在地，送上一卷《流民图》，恳求神宗过目。画卷上，不是百姓安乐，而是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的惨状。
狂热的坚持，绝对的自信，在这幅地狱般的画卷前崩溃了。宋神宗终于同意撤换王安石，启用韩绛、吕惠卿。但很快，宋神宗察觉到吕惠卿不是可以托付之人。至此，宋神宗不得不亲自动手，独撑变法大局。
虽然后来王安石短暂复出了半年，但可以说，从看到《流民图》的这一刻起，庙堂之高，国家之大，真正忧心于变法的，只剩下宋神宗这位孤独的独行侠了。
当时，王安石罢相后，是变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即从宋神宗“参考群策，而断自朕志”的阶段，过渡到他事必躬亲、独断专行的元丰新政时期。10年的岁月，把一个20岁的皇帝变成了30岁的圣君，他已有了政治经验，拿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学了王安石的“伎俩”，不再用别人来辅弼。他的稳健多虑、求言虚己，已为这10年的风雨荡涤得更加深沉内向。而他的奋发有为、坚毅慷慨，渐渐变成独断与偏激。他不能听到反新法的言论。苏轼仅仅用诗非议新法，他便将其下到大牢关了130天，造成迫害文士并波及30多位大臣的事件。尽管如此，元丰新法还是在熙宁变法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推进。
宋代远承汉唐，近启明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宋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宋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宋神宗遂成悲剧人物，会感叹：“朕好孤寒”了。
而直到宋神宗36岁去世，他都没法改变这个僵局，他为百姓福祉的变法，遭到百姓的激烈反对；他作为皇帝，他却被大臣们孤立；他的改革引起的争议，加剧了朝廷中的党争，他却无法压制下去；他想扩张，打不过人家，兵力不行，后勤不足……。
王木木叹息，如果这位皇帝，从小能经风雨，见世面，在汴京的郊区又有一片卡廷森林。那么，不知21世纪的王木木将会读到一段怎样的历史。唉，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从某种程度上说，宋神宗是为了变法忧劳而死的。但他死后留下的国家，却是一个变法失败、党争纷起的国家，财政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贫苦不堪，对西夏和土藩的军事连年失利。这一切，都和他富国强兵的心愿截然相反。
……
王木木内心一直在给宋神宗打分，宋神宗当然不完美，缺点很多，甚至被很多史学家定位为终结北宋朝的始作佣者。王木木则觉得，无论从理性分析，还是从感性的接触看，如果能跨越时空办个厂长经理学习班，宋神宗一定是四分之三以上的皇帝的学习榜样……。
王木木还在清理头绪，分析案情。扈三娘过来跟他说，汴水楼的麦党佬乔装打扮的找你来了，东张西望，鬼鬼祟祟，心神不宁，满脸神秘，不知为啥。王爷，快去吧！早去早回，晚上做好东西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