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民法学家喜欢将民法一律说成是“私法”，继而批评现行的物权法这种民法“不合理”或者“不合法”。这是另外一种形而上学的微观物权法理论。倘若仔细考量，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的民法和旧式物权法是私法。
问题在于，私法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旧西方世界的标准和新东方世界的标准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面确实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实情势下，多数法理学家讲民法却不讲私法，立法专家讲私法的更是难得一见。
罗马法权威专家乌尔比安认为，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规定。它包括了公民之间财产与人身的一切关系。对照上述观点，中国的农民也是公民，并且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那么，中国农民隶属于集体所有制这种公共所有制，是亦公亦私的财产权主体，公法和私法都可以分别规定这种人“公民之间财产与人身的一切关系”。这种所有制之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混合在一起的，仅用公法来规定，或者仅用私法来规定，肯定都有不周到的地方。
罗马法对私法还这样划分法：在罗马法中，侵权行为即“私犯”法所调整的关系还包括了大量现代社会法律已视为犯罪的行为。如窃盗、诽谤等，这取决于古代法民法、刑法不分的影响。但是，当今中国社会却不是这样划分的，所有的刑法一律列为公法，起诉人不是民事主体，而是公诉主体。诚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刑法完全是公法，并非是私法。从这种概念上比较，现代私法与古代私法的概念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一些民法学家喜欢把“私法”挂在嘴边，又不对这种法律下定义或者正确地下定义，光是用大帽子压人，当然是压而不服。
中国作为现代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集体的财产遍地开花，而私有财产的品种少、社会影响不大而且不太复杂。倘若物权法不规定主要的和主流的财产权对象，却专门规定次要和支流的财产权对象，这肯定是本末倒置了。
本文关于第二个问题上，列举了半公法和半私法的例子。除此之外，还有半民法和半公法的例子，譬如民法通则中就有这样的内容。整个社会中，既要法律适应公民的生活，又要公民适应法律的规定，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最好的法律关系。社会在进步，时代在进化，人们在开化，只有与新社会合拍才能奏响最美妙的音符。
综上所述，对于民法，一定要把纯私法型和非纯私法型民法区分开来，一定要认识到立法的“内容与实效第一，形式与概念第二”，一定根据本国的国情“按需立法”，一定要承认物权法是一种特殊的民法、不是一般性的民法，一定要珍惜物权立法的资源和保证立法质量，任何人也不能意气用事和无端指责。
三则，发生了对市场经济概念的误判。
经济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企业自由经济。一些民法学家据此推定，物权法是为经济服务的民法，因此不能限制企业的自由，不能有一般性企业和特殊性企业之分等。这种说法不是没有理由，问题在于将物权法理学完全等同于经济学，会抹杀物权法的功能特征。
物权法自然有自己的特点和功能定位法，对于任何领域和任何权利人，在保护其权利的同时往往还要规定限制其权利。保护市场经济是物权法的一个方面，限制极端的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也是其中的本职工作之一。
诚然，行政法和行政经济法对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一些明文规定，但这都是行政主体的职责范围之内的法律规范，而民事主体职责范围之内的法律规范还很缺乏。再者，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爱看公法，也很少接受公法方面的普法教育，法律资源的利用率普遍偏低。所有的老百姓对于物权法是必读科目，对于每种物权主体与客体都是同样关心的。
任何国家任何时候搞市场经济，不能消灭计划经济。对于物权法而言，任何国家任何时候搞市场物权关系，不能消灭计划物权关系。物权法的特色之一，就是优先权制度和排他权制度，正好可以与市场经济的法律形成优势互补关系。即使是私有制国家，同样不能抹杀这两种物权制度。抽掉了这两种物权制度，就不叫物权法了，就降格为一般财产权法了。
我们承认市场经济学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在某些场合之下也很适用。然而，尊重经济价值规律是一回事，尊重物权价值规律是另外一回事。市场经济学基本上是富人经济学，这里很少可以寻觅穷人经济学。同样是运用一般均衡原理和系统工程原理，市场经济学在平衡社会关系方面是很乏力的，失败的案例也屡见不鲜。物权法理学，并不限于市场经济学，也不局限于一般的财产权法学，在平衡各种所有权人和他物权人利益方面可谓匠心独运，在物权的保护与限制方面都恰到好处。
譬如，物权法明文规定哪些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哪些归集体所有，这跟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关系，倒是很像计划经济和政府干预主义的类型。纵观西方国家的物权法，这些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在物权法专门提及市场经济的概念。言外之意，该国的物权法并非以市场经济为必要条件。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物权法从来没有提过市场经济。因为物权法并不限于经济领域一个方面，经济领域之外同样存在物权法的对象。
中国物权法条款内容中，类似于遗失物、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和国家文物、野生动植物的规定，不动产相邻关系法之禁止不可称量物的规定，继承权、受遗赠权的规定，人民团体、慈善团体、宗教团体和其他团体占有关系的规定等等，与经济领域尤其是与市场经济领域没有必然的关系。倘若所有的内容都以市场经济为原型或者为必要条件，物权法有很多重要内容定然会被砍掉，这种做法肯定会浪费很多立法资源，继而直接影响到立法质量的保证。
市场经济即哈耶克主义经济形态，是最反对政府干预主义的，但物权法却少不了政府干预主义。政府作为国家财产的总代表人，需要管好用好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某些重大事项不出面解决就是失职渎职了。政府对于某些行业或产业适时地进行宏观调控，以保障国民经济健康、稳健地运行，减少过度投资、过分竞争和产量的大量过剩，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政府作为整个社会最有公信力的组织，不能什么事情都要管，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管，反正作好本职本份工作就是了。
所谓法律，包括自律、共律和他律，而公律、民律与私律是各有千秋的。以正确的理念和全新的视角对待物权法这种法律，重新梳理各种法律关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就可以从物权法中悟出许多道理，解决许多争议性的问题。
全社会每个人都可以看作是物权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很有可能是物权人，而很多物权人很有可能不是经济人，毕竟物权关系与经济关系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物权法规定了公共所有制和公共所有权等等方面的内容，导致有的专家学者质疑物权法违反市场经济（自由经济规则）。这是一种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说法。殊不知，西方每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同样崇尚公共利益保护主义和国家利益中心论。他们也制订了不动产征收征用法、赎买法、经济或实物补偿法，这种法律既是对公的，也是对私的，也不是纯粹的公法。
中国物权法第42条“征收”和第44条“征用”，本质上不是市场经济范畴，而是计划经济范畴，政府干预主义拔头筹。这主要是保护被征收人、被征用人合法权益的重要规定，是用于平衡公私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重大举措。遗憾的是，物权法中没有对于关键词“公共利益”作出明确规定。造成法律瘕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的论点是“市场经济决定论”和“物权法不介入公法”。本来物权法可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却踢皮球踢到“将来由行政法来具体规定”。法律漏洞一出现，全国各地的违法征地、野蛮拆迁活动非常猖獗，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就遭殃，就活受罪。
本来物权法是个套装的法律，现在有很多内容不成套了。本来物权法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法律资源，结果被浪费掉60%以上。什么公法与私法的争论，什么姓资姓社的争论，什么市场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的争论等等，徒耗费十几年时间，很多现成的法律资源在争论不休中白白的浪费掉了！
四则，发生了对于当前和今后形势的误判。
许多专家学者也知道物权法确实不简单，这第一次立法起码应当管用几十年。然而，如何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让内容更加饱满充实一些，竟然成了一个大问题。客观上法学界无休止的争议，直接影响到决策者的决心。主观上对于当前和今后形势产生了一些误判，不敢大胆的注入大量的公法的内容，一些条款相当的抽象与简略，使得很多人看过几遍也不知道其中的主题思想和具体意义是什么。
纵观近三十年来，经济界也发生过“国进民退”的事件，然而“国退民进”还是占上风。某些贪官污吏与无良学者、贪心不足者结成铁三角的同盟关系，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各种媒体和著书立说，鼓噪西方式的民主、人权、物权和自由化，历数公有制的种种“罪过”，企图把公共财产蚕食鲸吞干净，跟前苏联东欧那样的搞“颜色革命”，然后以“合法”的形式来永久性地掩盖其大量的非法所得。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对当前形势进行了误判，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结果是一个个成了阶下囚，或白送了卿卿性命。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团结一致，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坚定信念，不要为当前的那点困难吓倒，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近几十年来，国家、集体和私人财产的保护方面都出现了大问题，尤以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最为严重，这都是事实。中央高层带领全国人民依法治国，重拳打击违法侵权分子和贪污腐化的官员，新账老账一起清算，老虎苍蝇一起打，取得了初步成效。
物权法是刚柔相济、循循善诱式的教育人，正好与行政法雷霆万钧、斩钉截铁式的管治人遥相呼应，以“双法”形式治国、安邦、修身、持家、平天下，总比“单法”形式效果好，法律的联合效力、执行效力和完全效力方面会有很大的拓展。物权法当然包括政治物权法、经济物权法在内，当然应当在考量微观物权法的同时考量宏观物权法。
想当年，有的专家认为，既然市场经济体制已成定局，就不好在物权法中规定重点保护国有资产了。也有的专家认为，保护国有资产是由行政法规定的，不属于物权法规定范围之内。在这种思维定势之下，物权法就抽掉了这方面的重要内容，使得大多数物权法爱好者感到非常的失望和沮丧。这也相当于长坏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以国家法人所有权而论，可以分为专属、专有、专控、一般所有权和制度信托所有权、普通信托所有权等多个品种；分为对内的和对外的所有权，分为国有企业法人所有权、机关事业单位法人所有权以及各种信托所有权；隶属于一般流通领域和限制流通领域、禁止流通领域的各类所有权，具体功能与社会关系、法律关系等都是不一样的。所有这些，在物权法都没有充分反映出来。其实，从所有制到所有权、用益物权、用益权、担保物权等，都不是那么简单的。物权法如此作出简单化的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对于物权法立法思想和当前形势进行了误判。
有的专家喜欢说“物权法是民法，那些公法的内容就由行政法来规定吧”。有这种想法的人，同样是对于物权法立法思想和当前形势进行了误判。物权法式公法与行政法式公法的法学原理与运行机制都不一样，肯定不能被其他公法所替代的了。
物权法在确认和保护财产权方面有独到之处，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来源如何，在什么法律要件和事实要件中生效，以及标的物在什么情势下能够善意取得，占有关系的保护机制适用于什么样的法律关系等，这是其他法律所不具备的基本功能特征。物权法的词汇多达数千个之多，所有的行政法词汇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说明了法律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
物权法通过之前，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呼吁尽快制订“国有资产保护法”。物权法颁布实施一年后没有见到这种法律，只见到“企业国有资产法”。将物权法跟这种法律一对照，便知道两种法律的风格确实是不一样。前者的主要对象是不动产和物权关系，法律要件以半强制性见长，登记生效主义为确认和保护物权的切入点；后者的主要对象是动产和财产权关系，法律要件以强制性见长，政府干预主义与企业自主权成为自身矛盾的焦点。就是说，行政法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物权法来解决的，但物权法关于企业国有资产保护的法律条文过于简略，形成了空白点。
所有的国有企业，既是公事主体，也是民事主体。现在两种法律的规定都不够全面，问题就出来了。对于民事关系，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规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禁止”；对于公事关系，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规则是“疑罪从无”。对照这两个通行的规则，每出现一个法律漏洞就失去一份效力，肯定会给无良的人钻空子。
回顾最近的2014年，山西省官场发生大地震和雪崩式倒坍，许多亿万富豪也随着纷纷落马。究竟其原因之一，是该省长期以来实行了煤矿资源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厚黑化，官商勾结破坏国有煤炭企业，合伙侵吞国有资产。现行的煤炭法、矿产资源法存在漏洞，本来物权法可以填补这些漏洞的，可惜由于对当前形势的误判，没有堵塞这种漏洞。矿藏资源方面的立法、执法问题很多，比如，稀土资源比黄金资源更加珍贵，为什么我国长期以来把这种宝贵的财产以水白菜的价钱出口外国？
物权法仅仅规定矿藏归国家所有，只是在确认物权上进行规定，在保护和限制物权上却没有规定。这种抽象、简略立法的办法，当然会使绝大多数人非常失望。本来物权法应当是“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开发性民法，却成了相对保守性民法，该放开的、该推进的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推进。究其原因，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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