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修正案第二十条修正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加入了“征收”和“补偿”的两项内容，但仍然未提“收归国有”。
八二宪法出台以后，对于以后经济立法和部门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对于土地征收补偿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一些重要条款捉摸不定，从法理上到实践上仍然尚存一些法律的瓶颈。拣最主要的两点讲一下。
第一，关于土地所有权二元化的问题
明确规定土地所有权二元化—“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的规定，是从八二宪法开始的。在此之前的五四宪法，仅提出“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是笼统的规定。但是，八二宪法却弄巧成拙了，这么一划分，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估计95%以上是无偿地划分给农村集体了。不仅仅于此，从此以后，从法理上到实践上，均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么说来，大陆的土地国有化水平，远远低于台湾这个“土地私有制”的地区，台湾的国有土地份额占40%以上。如果比香港、澳门就更不如了，这些“资本主义”的地区的土地全部是国有的，只有土地使用权存在私有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譬如说，八二宪法出台时，所谓的土地所有权仅指土地占有权一项权能。后来，民法通则等法律就扩大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这个绝对差是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又比如，人民公社撤销以后，绝大多数农村体制是家庭单干制，这跟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不是相差太远了吗？又比如，几十部法律法规，众口一辞地说“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可是，集体根本没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所有的征地、拆迁事情均由地方政府说了算；如何补偿和补偿多少，一切均由政府说了算。类似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第二，关于公共利益问题
同样是公共利益，八二宪法出台前后是不相同的。以国有企事业单位为例。在此之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利润全部上交给国家，此时，这些单位的用地，可以算作公共利益的需要。在此之后就复杂起来了。因为后来所谓的生产经营责任制，搞了所谓的两权分离，国有企事业单位赚了钱交了税就不用上交利润了，这些单位的用地，有些难以算作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有些难以不算作公共利益的需要。类似“公共利益”的问题很多。
由于笔者在前面的《解析物权法42》详细论述过“公共利益”的范围，故不赘述。
当然，宪法不是专门法，什么事情都往宪法上推是不公正的说法。那么，从五四宪法到七五宪法、七八宪法提出了“收归国有”的中心词，八二宪法为什么不提呢？政府征收农民土地以后是不是成为国有的？
征收与征用的区别，法学界认为有以下几点：
1．二者的后果不同。征收的后果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征用则是土地使用权的的改变。
2．二者的适用条件不同。征用一般适用于临时性的紧急状态，也适用于临时性的公共用途。征收可不受以上条件限制，即使不存在紧急状态，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也可以实施土地征收。
3．二者的适用法律不同。征收主要适用于土地法和城市规划法。征用适用的是紧急状态的法律。
4．二者的适用补偿不同。土地征用，如果标的物没有毁损、灭失，就应当返还原物；而在土地征收的情况下，于所有权已经转移，所以不存在返还的问题，但补偿费相对更高一些。
5．适用的程序不同。征收要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是对于所有权的严重限制，所以征收比征用更为严格。
三、专家学者对于土地所有权二元化的质疑
大陆的绝大多数专家学者是吃皇粮国税的，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对于一些法律批评不得，对于宪法更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