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适度的合理的调整承包地，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的承包地流转，实质上也是合理的调整承包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试问：在二级承包市场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公开的“调整”，为什么在一级承包市场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可以公开的“调整”？
四、承包地调整政策宽严相济可因地制宜
如果真的计较“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必须要吸取历史上均田制改革不彻底甚至于变质的经验教训，必须要以“公平稳定—不公平稳定—再公平再稳定”的承包规律来消除“误差”，必须要将延长几倍了的承包期与陆续增加的新农户人口的“无地、无业、无权、无生活来源”等实际情况相挂钩，消除不均衡因素的影响，以期达到均衡化的法律效果。
本条款排除了林地承包期期内调整林地的可能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立法表示。然而，2007年物权法出台时与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时，农村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用陈旧观念陈旧眼光来看待土地承包期，可能会因循守旧、闭门造车。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时，农村形势有以下几点特征：
一是农民负担过重的连锁反应。农民负担过重，普遍厌恶承包，而农业县市的主要财政来源于农业税收和一些杂费的收取，巴不得强制性地推行自己得意的承包。农村承包关系越稳定、越长久，财政来源越稳定、越长久。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要我承包”的压力态势，而不是“我要承包”的自觉态势。
就是说，2003年以前，农村人口的税赋水平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值，农民不堪重负，纷纷弃农经商或到城市打工谋生。因为税赋过重、谷贱伤农、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高不可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拖欠地方政府和集体税费现象日益严重。为了使“承包契约”延期兑现，应运而生了长期的承包期制度，以后期承包的收入来填补历史承包上的欠账。
到了2004年，中央决定大幅度地调整三农政策，大刀阔斧地砍掉了一些苛捐杂税；2005年，惠农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减免税费范围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发达地区试行了减免农业税收的新政策；2006年，中央大胆决定，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收，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皇粮国税”一笔勾销，标志着农村由有偿租赁经营制度与无偿使用制度飞跃的本质变化。2007年以来，国家又逐步实行了对三农的补贴政策，包括承包地补贴、农机和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出售粮棉油补贴等新的惠农措施。
二是承包地频繁调整的连锁反应。承包地频繁调整，是由官方和集体的发包方双方造成的，主要的是发包方的频繁调整显得累赘。
承包制初期土地承包期不超过10年。1984年国家有关政策改成一般在15年以上。1993年一些较早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地方，第一轮承包即将到期。此时国家又提出，在原定的耕地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此后，1998年修改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到了2002年又层层加码了，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草地的承包期可达30年至50年，林地的承包期可达30年至70年或者更长期限。
2006年至今，中国农村由有偿租赁经营制度与无偿使用制度飞跃的本质变化，更有条件使农村经济组织成为民主自治的组织，更有条件使新增人口一同享受国家惠农政策的温暖。
1．有选择性地实施承包期内的调整
如果“允许农村集体发包人每隔10年调整一次，耕地的承包期在法定的30年期限内共调整3次，草地的承包期在法定的30年～50年期限内共调整3～5次”的修改方案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可以设定几个条件加以限制性执行。
譬如在人均耕地达到3亩或者5亩以上的农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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