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开始，对农民实施了诸如取消农地赋税、农产品价格支持与保护、生产性优惠贷款、进口关税、稻田转作奖励计划和农地直接补贴等一系列福利政策。所有这些，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的兼营化执着而有增无减。这一时期是农村产业调整时期，农民兼营化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迅速在全国得以巩固，九成以上农户是兼业农户。
（以上资料见于朱守银《战后中国台湾地区农地制度与政策变迁研究》，载《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7》第381～404页）
三、大陆改制与台湾改制的比较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土地改制，是由单干制向合作化发展，而且是20世纪80年代初与大陆同期发生的现象。然而，中国大陆却是反其道而行之，是由合作化向单干制下滑。这种现象很不正常。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是这样干的，只有中国才这样折腾。
山西的大寨村，江苏的华西村，河南的南街村，这些合作化、集体化的典型，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然而，有的官员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要树立单干制的“典型”，而且“典型”的水分很重。
单干制到底有多么的了不起呢？中国几千年来，不就是个单干制吗？人民公社被撤销以后，中国立马从一个纯粮食、肉制品出口国变成了纯进口国。农村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老弱病残得不到很好的照顾，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抬头，“三农”的症结越来越大，农村抛荒、离婚、赌博、****、走私毒品、干部腐化和凶杀、自杀现象日趋增多……所有这些，根子到底在哪里？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认为，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必然受到“路径依赖”的制约。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都可能对这一路径产生依赖。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所以，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现在可能的选择，而沿着既定的路径，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长期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难以脱身。
诺斯告诉人们，维护旧的经济制度，或者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出现，肯定存在政治风险的。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二者必居其一。
如果制度有瘕疵，制定制度的人是否承担责任？事实证明，某些官员“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长期锁定在无效率的状态，难以脱身”，非但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善于转嫁责任，而且将“路径依赖”视为尚方宝剑、万应灵丹，而且要将不公平合理的制度进行到底。
相关法律：物权法第126条
相关名词：
〖土地承包用益物权〗
字数：38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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