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要与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道路是共和国道路一个侧面的小小缩影。
因此有的史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看來，他所经历的那段知青生活，在共和国的历史中具有不可替代和磨灭的史料价值。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的计划经济一再遭受严重的挫折，经济增长率力不从心，特别是“大跃进”之后紧接着的三年自然灾荒，加之城市人口的恶性膨胀，使城市的承载力和就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把上山下乡明确定为城镇青年学生就业的一项长远方针，并制定了一套相应的政策措施，如成立各级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等。
这一阶段，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运动的色彩，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首当起冲的就是出身不好的子女。
他们被人为地剥夺了受教育和工作的权利，在这些本來品学兼优的青少年心里引起了极度的惶惑与失落，留在城市当“社青”为他们不齿，就业前景又渺茫而暗淡，而父母的历史问題所造成的“原罪”又无时无刻压得他们不能抬头，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在客观上形成了无形的舆论压力，而且在主观上也激起了当年许多老知青乌托邦式的英雄主义梦想，上山下乡成为这些不更事的青少年唯一体面的出路和一了百了的解脱。
许多老知青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病残回城”的特殊道路。
宣汉县的一个女知青，本來就有肾炎，因为招工体检屡屡达不到“病残”的标准，竟不惜大量服用食盐，摧残自己的身体，终于合乎要求，结果，回到故乡仅几个月，就因为严重肾衰竭离开了人世。
这些最早下乡的老知青，往往最后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他们在乡村经受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磨练，而且是精神的折磨，他们的社会地位，比**后下乡的知青更低下，处境更悲惨、更无助，巴中县的一个林场，只有十名重庆女知青，沒有男知青，文化大革命中这个林场的九名女知青被当地干部强奸，其中两名跳水自杀，有关方面的调查结论是她们游泳“溺水致死”……
我还记得当时程运铎说这话时的样子，他说：我不会让云霁白死，这是血债必须以血还血。
后來在俄罗斯作起了边贸，慢慢的他也开始了调查，因为在当地他熟知的人比较多，调查起來方便些，再以他对姐姐的了解，他告诉我姐姐会留下一些线索，他回來好多次但是都沒找到。
也许是天意，老天和姐姐可能都不想折磨程运铎了，还是我发现了姐姐埋在炕洞中的日记，不知道当时她作何想法，或许她在想：如果老天让她冤死，那一把火就会烧尽所有，如果天意公平，就让后人找到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