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给农村、给各级政府、给学生的家庭及国家的正常教育带來了无数的隐患和难以解决的后遗症，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沒有收到预想的好的结果，反而在经济上、政治上 、文化上等众多方面迟滞了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扯后腿的作用。
以上的话是后來程运铎回來找到我时说的，当时我们都喝多了酒。
程运铎那次流泪了，泪是为了姐姐而流，他后來走访了一大批老知青，也给我讲了很多故事。
他说自己作为一出历史悲剧的幸存者，我们有义务记载下这些年轻时代的伙伴的故事，我们的初衷只有一个：希望那些阴郁的日子不再重复，希望中国不再有残酷的阶级斗争、不再有阶级路线、不再人分九等、不再有冤狱、不再有株连、不再有‘黑五类’。
程哥有个朋友，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虽然成绩优秀，但却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題不能升上高中，于是，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党不要我我要党”、“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不到十六岁的他就來到万源县当知青。
当时他家住两路口桂花园“红房子”一栋，这栋房子里居住的全部是他父亲的同事，，市参事室的成员，这些人虽然是起义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功臣，但解放前他们全部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人员，这种历史上的致命污点，自从一九六二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基本国策，封建“血统论”披着“阶级斗争”的合法外衣开始盛行以后，注定会受到牵连，而他们的子女，从小就背负着“原罪”的包袱。
在这种背景下，他和他的同伴们从小被打入社会的另册，从醒事的那天起，他们头上的天空就笼罩着一片不祥的乌云，他们承受了父辈的苦难，一再遭受有形或无形的政治歧视和贬抑，入团、入党、评三好学生、表扬、当班干部、升学、就业等，统统与他们无缘。
老知青周邦宪以“严寒的日子”形容那一段生活：“几乎从小时起我便明白，我背负着沉重的原罪，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该属于我，小学升初中沒有我的份，我只能读民办中学;初中升高中更沒有我的份，我只能与那些和我命运相同的伙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广阔天地里來，广阔天地对于我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广阔，几乎每天，我身边的生活都在唤醒我的原罪意识！”
有一位老知青，所居住的“红房子”一栋的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一个也沒有升学，全部被下放到农村!
这些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划为“黑五类”的子女，成为封建血统论的直接牺牲品，他们是最早被大城市驱逐的一群人。
中国知青运动的一支孤旅，我已经不愿意再和他们一样了，所以我选择跳出这个悲剧的圈子。
老知青大都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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