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绍臣特授以勋五位
1914年08月09日
刘镇华特授以勋五位
1914年08月20日
宝德全特授以勋五位
1914年09月04日
韩麟春特授以勋五位
1914年10月08日
王揖唐、杨度特授以勋四位
1914年10月21日
张作霖晋授勋四位
1914年11月15日
王纯良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1月02日张弧特授以勋四位
傅良佐、陆锦、章遹骏、袁乃宽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1月13日
马存发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1月31日
田作霖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2月07日
田中玉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2月09日
赵倜晋授勋二位
1915年02月11日
周金城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2月22日
朱泮藻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2月23日
龙觐光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06月25日
徐尚武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10月05日
陆征祥特授以勋三位
曹汝霖特授以勋四位
1915年10月09日
施愚、顾螯、江朝宗、崑源、马龙标特授以勋四位
张士钰、吴炳湘、王廷桢、李进才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10月13日
荫昌特授以勋三位
1915年10月18日
田文烈特授以勋三位
1915年10月31日
李耀汉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11月10日
日本天皇特授以大勋位
1915年11月25日
白宝山特授以勋四位
1915年12月04日
胡令宣特授以勋五位
1915年12月11日
萧良臣特授以勋四位
1915年12月15日
杨善德晋授勋二位
1915年12月23日
徐国樑、崔振魁、王桂林、邓瑶光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1月08日
张.树田、卓特巴扎普、谭庆林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1月17日
殷贵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1月23日
刘友才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2月15日
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特授以大勋位
1916年02月24日
周骏特授以勋三位
戴桢、刘虎臣、阎相文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2月25日
杨增新晋授勋二位
1916年02月27日，
张鹏舞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3月07日
李文富特授以勋四位
1916年03月09日
张敬尧晋授三位
1916年03月11日
杨起元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3月13日
刘湘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3月21日
齐燮元特授以勋四位
1916年03月27日
黄鵠举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04日
刘一清、杜文泳、张庆云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08日
周文炳特授以勋四位
卢金山、李福林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15日
王陵基、吴恒瓒、宫邦铎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17日
张中和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18日
马福祥特授以勋四位
1916年04月23日，
黄国樑、赵戴文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24日
管云臣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4月29日
熊祥生、吴新田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5月03日，
田树勋、王承斌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5月05日
萧良臣特授以勋三位
1916年05月10日
陆宗與特授以勋四位
1916年05月12日
马鸿宾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5月14日
马廉溥、姜占元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5月24日
靳云鹏特授以勋二位
王学彦、马良特授以勋五位
1916年05月30日
张作霖特授以勋三位
冯德麟特授以勋四位
1916年07月06日
李烈钧特授以勋二位
1916年10月09日
孙文特授以大勋位
蔡锷、唐继尧、陆荣廷、梁启超、黄兴、岑春煊特授以勋一位
荫昌、曹锟、刘显世、王占元、吕公望、柏文蔚、吴俊陞、张敬尧、胡汉民特授以勋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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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勋章制度的建立，似乎年代并不久远。如果回忆一下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影视剧，或许剧中西方各国使节身上佩带的勋章还依稀能给人留下些许记忆。而对于一般人来讲，勋章也应该算是能够令人感到颇为神秘而又顿生敬意的“物件”。实际上，勋章的作用确实是这样的，它是由国家或政府职能部门颁发的一种荣誉性的标志。但这个“荣誉性的标志”进入中国，为中国人普遍接受与认同却是1840年（道光二十年）以后的事。这个时候，清臣民所渴望的、与勋章有着相近意义的则是御赐的黄袍马褂和顶戴花翎。
鸦片战争以后，尽管当时的清政府不十分情愿，但事实上，天朝大国的神话已被逐步打破，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日趋频繁，这一趋势首当其冲地就表现在外交方面。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861年3月1日），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交涉事宜”。不久又设立同文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同治七年二月初三日（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11国。光绪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877年1月21日），清政府第一个驻外（驻英）使馆建立。
在日趋频繁的中外交往中，中国与国际间的一些礼仪的差异突出出来，诸如国书、致礼方式、国歌、国旗等，勋章的颁赠也是其中之一。在这种形势下，也是为能够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以恭亲王奕欣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先拟订了《宝星章程》，把建立勋章制度问题提上了日程。这里的宝星，即是勋章的早期称谓。“宝星”勋章外形为星状，图案仿照清朝国旗，以龙为标志，共设5等11级。章程中对宝星的颁赠对象有明确规定：“头等第一专赠各国之君；头等第二给各国世子亲王、宗亲国戚等；头等第三给各国世爵大臣、总理各部务大臣、头等公使；二等第一给各国二等公使等；二等第二给各国三等公使、署理公使、总税务司等；二等第三给各国头等参赞、武职大员、总领事官、总教习等；三等第一给各国二、三等参赞、领事官、正使随员、水师头等管驾官、陆路副将、教习等；三等第二给各国副领事官、水师二等管驾官、陆路参将等；三等第三给各国翻译官、游击、都司等；四等给各国兵弁等；五等给各国工商人等。”对于佩挂宝星所用绶带，也作了具体规定：“头等应用赤金地，法蓝双龙。第一嵌珍珠金龙，金红色带；第二嵌红宝石，第三嵌光面珍珠，俱银龙，大红色带。二等应用赤金地，银双龙，中嵌起花珊瑚黄龙，紫色带；三等应用法蓝地，金双龙，中嵌蓝宝石红龙，蓝色带；四等应用法蓝地，银双龙，中嵌青金绿龙，酱色带；五等应用银地，法蓝龙，中嵌砗磲蓝龙，月白带。”最后对宝星、绶带的尺寸、大小也作了规定。
光绪七年十二月十九日（1882年2月7日），《宝星章程》得到批准。从上述的条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次制定勋章制度，主要从与国际礼仪接轨角度考虑，有利于开展外交活动与联络中外政府及高级官员的感情，因此，从制定宝星制度的开始，它就带有浓厚的外交色彩。《宝星章程》获得批准不久，恭亲王奕欣便奏请颁赠宝星，“英、德、法各国使臣等，均经先后奏明，照章给予”，首先赠与驻在中国的外国使臣。
此后20余年时间里，宝星勋章随着清政府外交活动而广为颁赠，它的不足之处也逐渐暴露出来。这一点，在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二日（1909年4月2日）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涛的奏折中说得最直接：“中国出洋各员，游历所经，其国君每以赠遗，藉联睦谊，往往收佩多种而灿然胸际，独无本国勋章……外务部（即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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