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
我到现在都还清晰的记得许夜宴的表情，一脸的惶恐不安，他的手甚至没办法拉动佩枪的枪栓，他几次努力想把子弹压进弹仓，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子弹和弹夹散落一地，沾上灰尘。
他放弃了，狠狠的踢了两脚地上的子弹，然后完全不顾形象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揪着头发，低下头开始啜泣。
我检查着手里的m1911。虽然只有七发的容量，但是全金属的构造让它拥有着难以言喻的安全感“站起来，中校”我对他这么说着：“情报人员死的时候可不能满身尘土，那是对身份的侮辱。”
这种说话的风格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是跟着以前间谍电影里的男主角学的，里面的主角们优雅的周旋于敌人之间，说话和行动的风格让人莫名的生出信赖感。现在想来，后来我说话的语气大概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化的。
所幸那些叛徒们没有发现紧急避难所，直到最后他们在军队包围下高喊着口号自杀为止，深空局总部一共剩下两名幸存者，我和许夜宴。
附近驻扎的部队赶来支援后，我作为幸存者里军衔最高的人担当起了重建军情局的工作。整整三个月里每天睡眠不到三小时，每天忙着接受人事调动和情报归档，还得和许夜宴一起对新人进行培训。
三个月之后，1999年二月，军情局重新投入使用，我作为被临时委派的情报总监留守原办公处。许夜宴则不顾挽留强行申请调往一线部队，加入了危险度最高的空降兵序列。
我的新办公室就是老郑阵亡的地方。据说当时支援部队发现他的遗体时，从他的身下找到了整整400多页的名单。那是深空局的外派人员名单表，如果不是老郑用性命保住了这份名单，军情局还能不能存在都不一定。
顺便一提，那时候，老郑刚刚升任局长一职，女儿仅仅七岁。
为了向最后一任局长致敬，从此以后军情局没有局长，只有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