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不掌握的全部受贿事实，构成自首”；“案发后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表明其具有积极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所检举的其他人违法犯罪线索，为有关案件的查处发挥了作用”；“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
再看李培英一案，其贪污罪涉及8000多万元，因为积极退还全部赃款，被法院认定可以从轻处罚，判处死缓，但受贿的2000多万元却未能逃过死罪，是因为“数额特别巨大，具有索贿情节，给国家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但关键的问題是认罪态度，济南中院认为:“李培英归案后虽曾对其犯罪事实予以供认，但在审理过程中，李培英又推翻供述，所以对李培英有自首情节、认罪态度好的辩解不予采纳！”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陈同海和李培英两个贪官的不同命运，反映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一政策可能带來的极端后果是，为了换取“从宽”的判决结果，被告人必须放弃所有的合法抵抗，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照单全收，退还全部赃款，包括在法庭上涕泪滂沱地忏悔，直到控审双方满意为止。
但是，由于中国的司法沒有认罪协商或者诉辩交易制度，被告人无法从容不迫地与控方谈好条件，然后全盘招认，从而为自己在所有可能的结果中选择一种最不坏的，既如此，被告人在法庭上供与不供，就是个问題，，如果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即使全部供认不讳，也可能功不抵过，最后落得死罪不饶、财产沒收一空的结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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