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的：四川省阆中市第二看守所4名在押犯，打伤干警逃出看守所。盖子揭开后发现，这个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得经常出去卖酒。酒是看守所自己酿的，几乎每个人都得出去卖，挣的钱交回看守所。看守所规定，卖酒超过25公斤，可以出去玩一天。有时，在押人员卖酒，警察根本不在场。除了外出卖酒，警察心情好的时候，还带着犯人去娱乐场所按摩。
这个故事，方苞没讲给我们听。他可能没见到，或者没想到。云南躲猫猫事件，如果讲给方苞听，他可能这样想：
李荞明和其他5个村民在山上偷砍几棵树，被晋宁县森林公安收押，是因为“官员和小吏们关押的人越多，越有利可图”。纵容牢头狱霸行凶，是“让他们痛苦不堪。然后劝导他们找保人。搞来钱，官和小吏就瓜分了”。李家一直不交保，当然不能宽容―――“不然人人都会有侥幸的心理”。犯人贫富不同，必须差别对待―――“没有差别，哪个肯多出钱呢？”
至于弄死人，并上了互联网，这倒是牢头狱霸和方苞们万万没想到的。
在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新进犯人要向牢头狱霸进贡，要挨打、受罚成了一些看守所、监狱甚至劳教场所的“潜规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牢头狱霸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首先：“潜规则”与暗文化的形成与这个地方的特点有莫大的关系。看守所、监狱这些特定场所，环境逼仄，生存资源紧张，而人像刺猬一样，既要抱成团取暖，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难免就有人要出来逞能，抢夺他人的饮食等生存资源，人性丑恶的一面也就显现无遗。
但是，仅仅将牢头狱霸的产生归咎于“潜规则”和生存环境，则是抹杀了问题的实质，也无法解释在一些看守所、监狱没有牢头狱霸而在另外一些看守所、监狱却大量生成牢头狱霸的现象。实质上，问题的核心仍然在于看守干警的监管不力、失职。
李荞明此次被殴打致死，绝非偶然，在羁押期间，同监室在押人员张厚华、张涛等人就以李荞明是新进所人员等各种借口，多次用拳头、拖鞋对其进行殴打，致使其头部、胸部多处受伤。在多次殴打后，看守干警为何没有及时处理，以致“养虎遗患”。而犯罪嫌疑人被牢头狱霸多次殴打致死的案例，在各地看守所时常可见。这说明，牢头狱霸是在看守所的漠视、失职下“成长”起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失职不仅包括看守所干警，还包括检察院的驻所检察室检察官，一些地方驻所检察官对于看守所干警疏于监督，也间接促成了牢头狱霸的形成。此次，晋宁县检察院驻所检察室主任赵泽云就因为监督不到位，被免去了职务。
牢头狱霸的形成，更是和看守所干警的纵容、指使分不开。“以犯人制犯人”是一些地方看守所、监狱的管理法宝，牢头狱霸不是自发成长起来的，而是看守所制造出来的。1988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在《关于坚决取缔“牢头狱霸”维护看守所秩序的通知》中强调：“严禁使用人犯管理人犯，坚决取消在人犯中设‘组长’，‘召集人’等变相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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